四十年的情谊：顾颉刚和常州金氏兄弟

四、转折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迅即南京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一向对时局非常敏感的金氏兄弟集中编绘力量，夜以继日赶制《新中国大地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1月，四百万分之一和六百万分之一两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同时出版问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几乎月月再版重印，销售量之大，是“亚光”社从未有过的。这也使他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新中国地图事业的光辉前景，备受鼓舞。

上海解放后，顾颉刚先于9月赴北京会见朋友，了解情况。他遇见胡愈之时，胡愈之告诉他，一是希望“大中国”编辑部移北平，可以帮助《新华月报》画地图。二是《禹贡》杂志可由新华书店续出，并可由新华付稿费及编辑费。顾颉刚认为，如果这样的话，“此两团体皆能欣欣向荣，使学术工作逐渐推进矣”。他回来后，就和金氏兄弟商量北行事宜。10月，金擎宇和金纬宇即设法专程前往北京，目的是向各有关方面联系收集新资料，并经顾颉刚书函介绍，拜访了胡愈之、叶圣陶两位先生，承诺对地图出版工作给予支持，语多慰勉，他们受到很大鼓舞。只不过当时政府机构正在筹建中，所以有些问题还不够明确。

金氏兄弟回沪后，积极从事新图的编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有很大变更，交通设施亦日新月异，旧有地图已根本不适用，全国迫切需要新内容的地图，这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同时也给他们带来新的机遇。于是，他们首先集中编绘力量，在三百万分之一《中国分省地图》底稿的基础上，抓紧改稿和重编部分新稿。根据报上发表的专业性资料，编制经济建设和水利建设等新图。全国共分各类总图、各省区分图、各重要都市图等3部分，均附有详细说明，条分缕析，内容较为完备，是一本综合性的参考图集。为加深读者对我国疆域的关注，还增编了一幅“南海各岛屿”图，置于广东省图之后，这是以往业界从未有过的。1950年出版问世后，曾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如《解放日报》和苏联科学院《自然地理》杂志及《文汇报》等均有专文介绍，备受赞许。这本图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他20多年中一直在使用这本地图作参考，图幅空隙处都有毛主席的亲笔批注。1975年，毛主席办公室曾派专人来地图出版社联系，提出复制该图第五版的版本100册。社里随即派出专人，分赴全国各大学校和图书馆搜集到60多册，回来后将毛主席批注的原图用扫描方法照下来补印后上交，该图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中。

与此同时，金氏兄弟还学习了当时世界闻名的原东德戈塔地图社出版的粗线条地形教学挂图，其线条粗犷，主题突出，地形立体感很强。傅角今早年留学德国时曾在该社实习，对该社出版的地形教学挂图推崇备至。在傅角今的帮助下，他们按照该图的风格，编制出版了我国各大行政区和世界各大洲的地形教学挂图，出版后受到学校普遍的欢迎，为我国出版这类粗线条地形教学挂图开了先河。

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10月短短的1年时间内，“亚光”新版畅销地图，如中国和世界的单幅大地图、16开中国和世界的地图集、36开的中国和世界精图册、全国各大行政区地图、教学地图、城市街道图以及朝鲜、越南等外国图多达20多个品种，满足了在新中国初期广大人民对地图的迫切需求。粗略估计，在当时公开出版的地图市场中，“亚光”版地图的占有量至少在90%以上。

1950年秋，“亚光”从南仁智里45号迁至四川北路底滦阳路1114弄1号的独立花园洋房办公，人员也有所增加。此时高级管理人员有总经理金振宇、营业部主任金纬宇、金擎宇任编辑部主任。编辑部有凌大夏、张家驹、黄镜湖、金竹安、金竹林、刘寅年、杨培蕴、尹正寿、陈志方、杨柏如、王明德、潘仁英、聂东明、金薇、郑月娥等同志；制版打样车间除前述包桂荣已退休外，又增添了王尊五、储惠泉、柏金山同志；图书发行管理有金立辉、金启宇同志等。加上密切合作的“华夏史地学社”编绘人员刘思源、董石声、慎安民、徐宝荣、诸岳兆、诸岳嘉等共计近40人。这时，以杨柏如为代表的年轻绘图人员不断成长，开始独挑大梁。1950年3月25日，杨柏如和同乡潘仁英新婚，借座凯福饭店举行婚礼，“大中国”全班、亚光舆地学社全班、中国史地学社全班，还有众多常州来的亲戚参加他们的婚礼，顾颉刚担任证婚人，一时热闹非凡。没人想到，这个当年仅21岁的小年轻，日后独当一面，成了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而在“大中国”方面，经顾颉刚与中国科学院、西北农学院、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上海博物院等学术机构联系，编写绘制了大量的教学挂图。顾颉刚专门聘请了复旦大学的章巽（丹枫）、谭其骧和庞正文等编绘了世界历史组的上古之部、中古之部挂图，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挂图，方诗铭、承名世等编绘了从猿到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挂图，葛绥成编辑了矿物组挂图、天文星图转盘。还聘请戈湘岚、方泂、刘旦宅、袁兆熊、袁捷、刘逸风等编绘了动物组、植物组、生理卫生组、妇婴卫生组、大众卫生组挂图，还有中外名人像等等。顾颉刚聘请这些专家绘图，是“希望使各科挂图具有高度之学术性与艺术性，藉以提高全国人民之科学兴趣与常识”。这些挂图由学校采用后，收到了直观教学的良好效果。顾颉刚很自豪地说：“自本局出挂图后，向以挂图为专业之新亚书店即大受打击，许多处把他们的图退回来，并予以批评曰：‘粗制滥造，偷工减料。’由此知本局之矜慎自易得人欣赏也。”同时，由顾颉刚主编的《史地小丛书》及《中国通史演义》，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的销量。

1951年1月，金擎宇告诉顾颉刚：“现在‘大中国’之营业额在中型书店已达第一家，数书店者，新华、三联、商务、中华、开明以下，即及本局。现在淡月亦可作二十余亿（连亚光在内）。事在人为，洵不诬也。然因此亦使人嫉妒，四马路诸肆均侧目而视。”但是此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首先，上海解放之初，由于物价波动频繁，经济环境尚不稳定，无论是“亚光”还是“大中国”都存在着严重的资金紧缺问题。另一方面，无论是顾颉刚，还是金氏兄弟，都越来越认识到，在新形势下，无论是编绘地图，还是编纂图书，都会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内政、国防和外交政策，私人经营存在许多困难。如“大中国”出《苏联新图志》，“自以为稳占钱矣”。可是顾颉刚突然接到北京来电，说胡愈之嘱删去第十三图。又比如，大中国书局印制各国国旗，也被出版总署转上海新闻出版处要求停印，“为此损失一亿余”。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感觉公私合营已经是迫在眉睫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