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的情谊：顾颉刚和常州金氏兄弟

二、初识

也就在重庆，金氏兄弟认识了一个“贵人”，这就是顾颉刚，从此开始他们延续近40年的合作和友情。

整个中国近代的学术史和出版史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几乎中国学术史上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和一个或多个出版社联系在一起。他们或者是在此开始了学术的起步，或者是当成中途栖息的驿站，甚至亲身投入，参与其中。顾颉刚当然也不例外。在1922年，顾颉刚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开始了他学术的起步，古史辨计划也是在这里酝酿的。此后虽然他的本业是学术，但始终怀抱着一个出版家的梦想。1920年代，顾颉刚曾与友人在文学研究会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朴社，这个出版机构前后存在约15年，出版过60余种书籍，是顾颉刚学术思想的重要宣传阵地。但是文人从商，结果往往总是失败。1934年，朴社遇到严重的资金问题，顾颉刚只能亲手结束了这个事业。他回忆道：“此次予决心做事赚钱，故身亲若干琐事。此为孤注之一掷。如作此努力而犹无济于贫，则朴社亦破产矣。”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出版梦，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仍然希望实施一个出版计划，既做通俗读物获取商业利益，又做古籍整理，建设一个学术基地。他经常感叹“怀抱了这样一个大计划，可惜找不到大资本家合作”。有一次，他遇见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张天泽，后者因为和总经理王云五搞得不好，正谋改业，有志自办一个出版机构。张天泽是厦门人，顾颉刚就天真地认为，厦门是商业中心，张天泽应该从小耳濡目染，肯定是懂得经商的；而且他又是学经济学的，在商务工作10年，又必懂得出版技术和金钱的运用，更具备了适宜的条件，因此怂恿他创办一个出版企业。经过许多朋友的帮助集股，到1944年集到了1000万元，当时可换得黄金20条，虽不算多，可比“朴社”究竟宽裕了。机构成立，定名“中国出版公司”。然而，令顾颉刚失望的是，张天泽并不是第二个王云五，他做惯了总编辑，并没有独当一面的勇气，所以这个计划进一步退两步，迁延复迁延，除了存在银行的钱愈来愈贬值之外，没有任何结果。抗战胜利后，中国出版公司回到上海，“既不开店，又不囤货”“书则仅出《文史杂志》一册，至1946年春间钱已用罄”“负债达四千余万”，张天泽打着出国考察的旗号溜之大吉，这场出版梦可以说是最终变成了噩梦，顾颉刚哀叹着“极热切的期望竟完全落空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次游玩让他的出版梦出现了转折。1943年4月3日，中国史学会的同仁组织赴重庆北碚游玩，顾颉刚结识了著名地理学家李承三。李承三邀请顾颉刚夜宿他家，同时跟他说，山顶上有一个编制地图的机构，他们编绘的地理质量很不错，然后带着顾颉刚前往参观。这个编制地图的机构就是亚光舆地学社，正在学社的金擎宇与顾颉刚相识，晚上又到访李宅，诸人谈兴颇浓。李承三早就了解顾颉刚的出版梦，他将顾颉刚介绍给金氏兄弟，就是想通过顾颉刚与金氏兄弟的合作，创办一个全新的出版机构。对于金氏兄弟来说，他们也想借重顾颉刚在学术界的声名。多年的制图经验让他们明白，地图作品和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专门学科的关系密切，要改变我国地图传统的编绘制印方法，提高制图质量，纠正那种“地图制作是纯工艺技术性工作”“依照葫芦画瓢”“制图工作者是制图匠，没有什么科学和创作可言”等旧有的认识和观念，真正做到提高地图的科学性，就必须实现制图工作者和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的合作，而和顾颉刚、李承三的合作就是一个最好的形式。

4月24日，阮国梁来顾颉刚居住的柏溪（今在重庆渝北区），拉着顾颉刚前往北培。次日，顾颉刚、李承三、金擎宇等合作成立了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由亚光舆地学社预支版税，维持同人生活，推举顾颉刚任社长，李承三任副社长，金擎宇任总干事，工作人员有阮国梁、张务聪、王锡光、黄镜澄、黄镜湖、崔可石、史念海，总计共十人。当时把重点工作放在编制1:300万中国底图以及由顾颉刚提议的《中国通俗历史演义》和《史地小丛书》等书上，主旨是为普及史地知识。这次合作中，顾颉刚虽然是半推半就，但实际上却恰恰符合他心中的大计划。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迩来……各书肆多见拉拢，抗战以来，得书不易，偶有新著便得倾销，予有此人望，有此同人，正可抓住机会，在出版事业上贡献尽力，作有计划有系统之进行，而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使中国史学上得轨道。”

不过此时，由于顾颉刚的妻子殷履安身体不佳，他不能长留北碚。金擎宇等同意顾颉刚先留在柏溪，每月寄车马费四百元。谁也没想到，1943年5月30日，殷履安突然在柏溪逝世，这个家庭的突然变故，极大地刺激了顾颉刚。他认为柏溪没有医药设备，生命无保障，甚至死后连棺材也买不到，而北碚有江苏医学院，其他交通、游散、购物诸项俱较方便，便决意迁往北碚。11月，顾颉刚迁往北碚牌坊湾，由此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开始正式进入正规。

顾颉刚刚到北碚没几天，金氏兄弟的另外两位金振宇、金纬宇带着陈铎也来到了重庆。陈铎既是金氏兄弟当年的老板，同时也是当年顾颉刚在商务印书馆的旧同事。陈铎提议重新合作，获得了金家兄弟的赞成，于是大家决定创办一个大中国图书局，以史地图表社为编辑所。11月11日，大家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开会，商讨相关事宜，获得了图表社大部分同仁的同意。当时李承三赴新疆考察，未归，由顾颉刚代表。会议决定每人发万余元酬劳费，此后工作悉支薪金，为书局聘员。陈铎和金氏兄弟一共集款400万元。金氏兄弟认为现在由于时局关系，印刷困难，不如将此资金采备货物，“沪货销于赣湘，湘货销于黔蜀，一年来往四次便得三四千万元，彼时大量印书，即不感困难矣。”因为顾颉刚当时在丧妻之际，不但积蓄都光，而且负债累累，陈铎和金氏兄弟决定代垫20万元作资本，不取利息，等到将来赚钱时再扣还。抗战胜利后，书局迁到上海，再谋扩充资本，定股份总额为2亿元。那时币值跌落很快，顾颉刚的收入因此较多，陆续付款，到招股截止时凑足了200万元，恰占全部股份的1%。年底，金振宇、金纬宇、陈铎到衡阳开拓市场，结识了正在衡阳的前生活书店及大公报馆的函购部主任丁君匋，丁君匋当时兼任商务、中华、正中等七大书局国定本教科书供应处的秘书，“对湘、桂、黔、川各省课本的印刷、纸张稍有办法，为出版地图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大中国图书局又相继在桂林、贵阳、成都、昆明等地设立了分局。

顾颉刚虽然想借此机会实现自己的出版梦，但由于前车之鉴，他对和商人的合作一直持有半信半疑的态度。有人曾跟他说：“彼辈对外以君作招牌，对内以君作挡箭牌。”这虽然是挑拨，但顾颉刚却认为也是“真情”，他对前景开始动摇：“与商人结合能否有好结果，实属疑问，我难道又将失败一次？”

顾颉刚的怀疑不久似乎得到了印证。从新疆回来的李承三认为这一变动让自己失去了话语权，在他的煽动下，一些原先赞同的职员也开始反对，最终将原来的协议推翻，声称之前图表社所买的房屋、家具，所编的地图、模型，是10名创办人所公有，应逐一估价，向大中国书局清算，最后吵到只剩下顾颉刚和金擎宇，其他8人全部离开。李承三自创了中国制图社，黄镜澄兄弟创办大时代地图社，力图与图表社对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衡阳、桂林相继陷落，在那里存放的大中国图书局货物全部损失。金振宇一度和离开重庆的顾颉刚写信，想要停办。顾颉刚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出版梦刚起步又破灭，他劝金振宇说“创立一机关不易”，希望勉强维持，金振宇勉强答应。1944年，顾颉刚返回北碚，才发现图表社以借债度日，新地图印刷既贵且慢，捞还流动资金殊非易事，地图组移到重庆城中工作，历史组暂停。李承三听说此事，还到处和人宣传说图表社已经停办，甚至登上了《嘉陵江日报》，顾颉刚只能去函更正。

1944年冬，日寇继续进攻湘、桂、黔诸省，大中国图书局仓促后移，损失惨重，后整理残余，另在重庆民生路重新开设总局。由于运输梗阻，纸张等印刷材料奇缺，这一期间的业务仅能维持，没有什么发展。但此时的困难其实只是黎明前的黑暗，不久光明就要到来。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