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时代照进现实之地理套利

近年来，随着《每周工作4小时》等FIRE思潮的方兴未艾，地理套利、数字游民等概念也被很多国人熟知。我以前写过赚一线城市的钱，在三线城市生活、养老，属于地理套利的降维打击。另一种地理套利则是向上生长。譬如，目前房产界流行的“投住分离”，即在生活所在地最多保留一套自住房，将资金配置到更值得的城市——可以是更高维度的省会、一线城市，也可以是性价比、租售比更良好的东南亚、澳洲等地。

民国时期的陈存仁，因为医学事业走南闯北，也发现了不少地理套利的空间。那时候，一线城市不是北京，而是天津、上海和青岛。由于外国人和资本的持续涌入，民国时期的上海物价可能位居国内第一。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陈存仁写道：“北京的物价比上海更为低廉，在东来顺饭庄吃一桌丰盛的酒席才要七个银元。一只‘全聚德’烤鸭子售价二元四毫，几味配菜只需几毛钱。更不要提许多小饭馆里，各有一两种拿手菜，只要几毛钱就可以吃得很好。”陈存仁从北京带回的一些旧书和皮草首饰，后来在上海卖了高价，不但抵消了往返北京的开销，还赚了不少钱。

和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中国农村的生活则艰苦得多。陈存仁到蕲春县访问李时珍故居时，发现当地只使用铜元，连银角子都很少使用。在茶馆饮茶只用四个铜元，雇一辆车，一天也只需四十个铜元。在另一本书《抗战时代生活史》中，陈存仁写道，乡下需要洋火、洋油、洋烟、洋皂、洋布这几种“五洋杂货”，都需从上海买入。上海也需要乡下提供土产、生鲜等物资。“抗战初期，上海与乡下的物价差距很大。开始出现在两地间奔走贸易，赚取差价的‘跑单帮’。他们从几百人发展到几万人，赚的钱比普通职工的薪水要高出几十倍。”

其实，至少在三国时期，先贤就充分利用地理优势谋篇布局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分析天下大势：“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在国人普遍重视的教育领域，也存在着地理套利。最近，考研名师张雪峰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浙江省排名第二的理工类学校浙工大，是一所非985、211、双一流的普通省属高校，而湖北省排名第二的理工类学校武汉理工，是一所211、双一流的部属高校。张雪峰认为，如果考生未来想在长三角发展，浙工大的文凭就比武汉理工更管用。

延伸一下，江浙沪的普通高校受追捧，边远地区有些专业性强的高校却乏人问津，同样的考分，是否也有捡漏空间呢？

在投资理财领域，有个宗旨是将确定性发挥到极致。天时地利人和，一向是国人看重的三要素。问题是，天时和人和难以确定，唯有地利，似乎尚可主动选择。1935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为划分我国人口密度而提出“胡焕庸线”——一条从黑龙江黑河（历史上又称瑷珲）到云南腾冲的横线将中国分成两部分——直到今天依然有效：东西两侧的面积比约为43：57，但东部人口只占了全国的94%，GDP却占了全国的96%；东部历史上为农耕文化，城镇化水平极高，而西部历史上为游牧文化，目前的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2年，全国24座万亿GDP城市中，非省会、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普通地级市只有苏州、无锡、佛山、泉州、南通、东莞。中国的城市格局正在从改开初期百花齐放过渡到以行政级别为主、区位资源禀赋为辅的新阶段。

我们无法选择出身，更无法选择时代，但选择一个与自身发展相契合的城市，则简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