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9年容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上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后，我国乒乓球事业突飞猛进，以致1965年在28届世乒赛上一举夺得五项冠军。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中国少年报》上刊登的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带领队员站在领奖台上的照片，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林慧卿、郑敏之、李赫男、梁丽珍等一长串名字也深深铭刻在了我的心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群众性的乒乓球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我这个刚上学的懵懂少年也被卷进了乒乓潮。
我是1963年上学的，学校是解放西路小学。那时学校大礼堂放了几张乒乓台，一到课间，这里便成了最热闹的场所。但那时候是轮不到我们刚进校门的孩子打的，有资格占台打球的，一是高年级学生，二是球打得好的。我们想打球，只能回家把门板用凳搁起来当球台打。我有个同学叫何乐年，家里有院子，还有胶皮球拍，我就常常到他家打球。后来，邻班有个叫刘根虎的同学成了我的球友，为了能在礼堂乒乓台上打球，我们常常一大早就赶到学校去敲校门，为此没少麻烦门卫福根伯伯。
渐渐地，许多高年级的同学不是我的对手了，我也就成了礼堂球台的常客。
解小当时有一支出色的乒乓球队，由大队辅导员沈毓昌老师带领，曾夺得全市小学团体赛亚军。其中有位队员叫陈科达，打球凶猛，尤其让我佩服。上三年级时，有一天班主任钱勤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笑呵呵地告诉我，我已经被吸收进校队了。我喜出望外。
进了校队，打球机会更多了。有一天，学校忽然组织我们去少体校乒乓球馆练球。训练时，有位戴眼镜的老伯伯坐在旁边观看。训练结束以后，那老伯伯把我和另一位叫高春方的队员留下，让我们以后到这里训练，每周两次。就这样，我第一次跨进了少体校的大门，教练就是戴眼镜的老伯伯，他姓薛。
在少体校训练，自然进步更快。很快，我已能战胜高年级的校队队员了。但好景不长，进少体校没满半年，“文革”开始了。一天，我照例把球拍往后腰皮带上一插，兴冲冲地赶到少体校乒乓馆，却见大门紧锁，敲门里面一片死寂。我心里一凉。我的第一次少体校生活就此戛然而止。后来听说，薛教练下放了。学校乒乓球队也自行解散了，到我毕业时，校队也没恢复。
1969年秋，我进了市一中。这时，学校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很快，我进了一中乒乓球队。体育老师徐耀兴对乒乓球项目很重视，抓得很紧，还经常组织我们外出比赛。我战绩不错，成了主力队员。
大约是次年春天(也可能秋天)，江苏省将在南京举行全省乒乓球集训，要求各市选派青年和少年两支队伍参加。为此，常州决定开展参训队员的选拔工作。徐耀兴老师闻讯便推荐我参加选拔。由此，我又一次走进市少体校乒乓球馆。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我最终入选常州少年队。一同入选的少年队成员还有其他学校的颜平、董志豪、房国兴等。领队是市体育场竞赛工作负责人华志凯，还有一位陆姓的教练。
到南京后，吃住训练都在中山陵附近的省体院。说是训练，其实是比赛，我们每天都要与各兄弟城市的球队比赛。各市青年队还组成联队与省队比赛。集训结束前，联队和省队还联手在体育馆为南京市民进行了一次乒乓球表演赛。这次集训历时近半个月，让我开了眼界，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集训结束回常后，在华志凯领队的带领下，我们又以常州乒乓球少年队的名义，到一些中学开展巡回比赛，受到各校的欢迎。
由于当时市少体校活动尚未正式恢复，我们这支少年队只是为参加省集训而临时组建的，因此，巡回赛结束后，也就解散了。这可算作我二进少体校的经历。
在我上初二的时候，少体校又恢复乒乓球训练了，我第三次进了少体校。与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中队友朱季虹。这时参加训练，已发补贴了。
能到少体校打球总是开心的。但没过多久，却发生了问题。由于我是班长，放学后去少体校，难免会影响班级工作。有一次，班主任直接跟我提到这个问题。这样，我去少体校的次数就少了。有时，朱季虹会把补贴带给我，并捎话给我，教练让你去呢。但无奈的是，后来我却越来越脱不开身，最后只好不去了。
1972年初，一中毕业后我到常州师范学校读书。由于当时尚无独立校区，我们在省常中开始了寄宿式的读书生活。于是，我又成了省中乒乓球队队员。由于住校，打球时间多了，因此，球艺长进也快。这时参加市里校际比赛，已鲜有败绩了。师范校区问题解决以后，我们搬到了双桂坊。但这里条件较差，除了少数路远者外，不安排住宿了，也没有可打球的地方(有一张破乒乓台)。这样，除了曾和一些同学临时组队代表学校出去打过几场比赛外，我学生时代的乒乓生涯至此也就无奈地画上了句号。
工作以后，除了上世纪80年代有过一两年打球经历外(球友是同事电台播音员鸿年、刘咏等)，此后二十多年基本没握过球拍。直到退休前几年，应好友丽华快餐公司董事长蒋建平之邀，加入了丽华快餐乒乓球俱乐部，这才重操球拍又打了好几年球。这时，我这个曾经三进少体校的半老头，已经明显力不从心，技不如人了。特别是面对弧圈、直拍横打等先进技术、先进打法，常常感觉无能为力。
最后补充一句，我是左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