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剪影 / 黄生龙
“九月一日，开学了”。
这是1954年9月1日，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第一课的内容。右边，是竖排的楷体字，其中，“9”和“1”是中文写法，“开”和“学”是繁体字。右边，是大半幅黑白素描画。画面上，一扇挂了校牌的铁栅栏门敞开着，三五个活泼可爱的小学生，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走进校门。
其实，前一年小学招生时，我就瞒着父母，一个人神兜兜地去学校报过名。招生布告，是贴在延陵十字街口东边，古桥西边的山墙上的。我不认识字，只听几个大人在嘀咕，今年，属狗的才可以报名。我一听，愣住了。因为，我属猪，比属狗的小了一岁。要想今年读书，就只好冒充属狗的去报名了。
那时候，报名不要带户口簿。我以为，是可以蒙混过关的。哪知道，负责报名的荆月辉老师老谋深算，几句话，就被她看出了破绽。她问我，几岁，属什么，我对答如流。我以为，可以大功告成了。可是，她突然又冒出一句，你明年属什么？这一问，出乎我的意料，说，明年属猪。终于，出了洋相，被刷掉了。
第二年，我真8岁，还是一个人去报的名，还是荆月辉老师负责报名的。她还记得我，对我说：“今年，你可以上学了。”从此，我踏进了学校大门，开始了10年的寒窗苦读生活。不，应该是12年。如果，我7岁那年报到了名，那么，高中毕业，我就不会遇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人生，或许就是另一种色彩了。
小学6年，我都是在延陵中心小学读的。但是，由于本部校园面积小，房子少，我在本部只读了一、二年级两年时间。其余4年，都是在校园外面读的。三年级，在西街、北街外的丁家祠堂；四年级，在东街中段的土地庙；五、六年级，在东街顶头的“善裕堂”。6年书，我读了4个地方，走了3条街。
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我籍籍无名。四年级升五年级的高小升学考试，我放了一颗卫星，语文、算术总分成绩得了全公社第一名。其中，作文成绩更是出类拔萃，得了全公社唯一的一个满分30分。这样一来，1958年，“九月一日，开学了”，我在学校一下子出了名，“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从五年级到小学毕业两年时间，我担任了班级的班主席、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公社的辅导区大队长。全校学生从四面八方到本部集会，每次校长讲话之后，我总是被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谢鸿喜老师点名，作为学生代表，拿着自己撰写的发言稿，到台上发言。那个两年，我在学校里是春风得意，如鱼得水。
1960年，“九月一日，开学了”，我坐到了省丹中初一（3）班的教室里。这里，是一个占地100多亩（1公顷=15亩）的大校园。初进省丹中，我犹如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鲜的、好奇的。我的名气，仿佛从天庭，一下子掉到了地上。与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相比，自惭形秽，有着云泥之别。
以前，是众星捧月；现在，是群星璀璨。到了省丹中，我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昔日的光环黯然失色了。在班上，我只当了3年生活委员。值得庆幸的是，高中，我仍然考取了省丹中。按照父亲的意愿，我的中考志愿填报的是镇江师范。但是，被班主任何鸿文老师否决了。
1963年，“九月一日，开学了”。语文老师、教导处副主任毛学勤，在第一节语文课上，布置了一篇作文《当我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看到题目，我悲喜交加，下笔千言，写出了一篇立意独特的作文。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没有写喜悦、写兴奋、写欢呼雀跃；而是写了无奈、尴尬和喜忧参半。
因为，当邮递员满面春风，把高中录取通知书送到我们家的时候，父亲的脸色突然就变了。我在省丹中读了3年初中，初一开学时借的村上邓小景的20元钱还没有还清。接着，我又要去读3年高中，家里还有4个弟弟要接连读书，这不是雪上加霜吗？父亲接到这个喜讯，开心得起来吗？
好在，父亲人缘好、朋友多、路子广，高中3年，他没有让我欠过一次费，停过一次伙。进了高中，我知道，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大学。所以，高中3年，我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个“圣贤书”，就是数理化加英语。光是物理这一门课，我就做完了《高中物理课外练习1000题》。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喜欢打乒乓球、打篮球、打排球、吹笛子、看小说。进了高中，我壮士断腕，把笛子一折两段，把其他爱好一个个逐步戒掉。我深信，“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有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只要“头悬梁，锥刺股”，一定能够考取心仪的大学。
遗憾的是，高考迫在眉睫，我遭遇了“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高考材料，全部被压在镇江地区招生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了。我的高考美梦，被彻底击碎了。“无可奈何花落去”，我回到了父亲的衣胞之地种田。这里，是我陌生的地方。在这里，我丢掉幻想，从普通的农民做起，赢得了干部、群众的好评。
1969年，“九月一日，开学了”。这一次，我是以教师的身份走进了学校。这所学校很小，很简陋，没有围墙，没有操场，没有任何教学辅助设施，就连上、下课的钟声，都是用废弃的犁轭头敲出来的。一长溜4个小教室，加两间小办公室，4个教师（其中，3个民办教师），4个班级（其中，两个复式班）。
我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学校就在家门口，我吃、住都在家里。只有星期六晚上，我与包金德老师轮流去学校值一个夜班。在这所学校，我当小学六年级班主任，教小学六年级语文课、算术课和音乐、体育、美术课。我的教师生涯，就是从这所籍籍无名的小学校起步的。
第二年暑假之后，我就像会飞的鸟儿一样，从这所学校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第一站，我飞到了离家12里路的巨村学校，这是一所小学戴帽初中。去的时候，是妻挑着行李和米袋子送我去的。在这里，我教初一语文课和初一、初二英语课，担任初一班主任。从此，我告别了小学教育。转来转去，我转了4所学校。从大队到公社，从公社到县城，都是当的初中或者高中教师。
第二站，我飞到了登冠中学，这是全公社的最高学府。在这所学校，我工作的时间最长，经历的事情最多，走过的道路也最坎坷。
在这里，我的身份得到了几次蜕变。起初，我是民办教师；1972年，我转为公办代课教师；1974年，我转为公办教师。在这里，我的职位得到了几次提升。起初，我是普通教师；1984年，我当语文教研组长；1985年，我当教导主任；1991年，我当副校长。在这里，我的入党之路整整走了10年。1975年，县委组织部派人对我进行考察，要求我写了《入党申请》和《个人自传》。事后多年，杳无音讯。1982年，我和公社其他7位同志一起参加县委党校培训。1983年，县委组织部再次派人对我进行考察。1984年12月10日，我终于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在这里，我被抽调到县新高中语文教师学习班当了20天的辅导教师。1976年暑假，县教育局针对高中基本普及、高中语文教师严重不足的新情况，在水北中学举办了一期暑假高中新语文教师学习班，分别在水北中学和白塔小学进行培训。我有幸忝列10个辅导教师之一，当了一回教师的教师。在这里，我下到生产队当了100天的农民，亲身体验了“农教对流”的真实生活。在这里，我参加了镇江地区高考政治科目阅卷工作。在这里，我带着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徒步180多里去南京拉练。在这里，我带着学生参加了校办工厂、校办农场的学工、学农活动。
第三站，我飞到金坛县中稍作逗留，最后飞到了金坛四中。
1996年，“九月一日，开学了”，我已经50岁，坐到了金坛四中校长办公室里。在这里，我坐了一年冷板凳。第二年，被安排当办公室副主任，从事学校文字工作，担任校报、校刊主编。在这里，我才有暇写一些诗歌、散文和小说，在有关报刊上发表。退休前夕，我担任了《金坛教育》5个审读员之一。
在金坛四中，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1997年10月份，我被评定为中学高级教师。这是对我这个没有跨进过大学校门的普通教育工作者的中肯评价和最高奖赏。我从4个教师、4个班级、120多名学生的学校出发，经过39年的风风雨雨，最后，来到270多名教师、72个班级、3700多名学生的学校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