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 桶

我最后一次挑粪桶，是1985年夏日的一天傍晚，具体哪一天，我记不得了。但那个场景，我永志不忘。

那天傍晚，烈日的余威犹存，我挑着两桶粪，和祖母一起去村西南方向的南大漕北侧我家自留地上浇粪。浇完粪，又挑了两桶河水——其实也是用河水将粪桶清洗，浇菜地。边上都是满地漫游的南瓜藤、山芋藤。故乡夏天都是在傍晚浇菜地，若早上浇水浇粪，白天暑热蒸腾之后，一早的辛劳就成了白忙乎。

浇完粪正在浇水的我，听到几百米外村口，我堂婶和堂姑扯着嗓子喊我和祖母赶紧回家，说我考上大学了。我一听，扔下手里的撩勺，也不管粪桶了，撒腿就往村里跑。祖母迈着解放的小脚，在我后面紧追慢赶。

到家后，我的两个同学告诉我，录取通知书到学校了，我被人民大学录取了。随后赶回家的祖母忙着张罗，堂姑端来了一堆鸡蛋，并帮祖母烧火，祖母做了好多个水潽蛋，给我两位来报喜的同学和我做点心。当年，水潽蛋是故乡乡下招待贵客娇客的佳品。

我后来写文章，一直将我得知考上大学的场景与范进知道自己中举的场景作比。那时的我，梦想的是吃皇粮，成为新时代的新范进。范进得知自己中举时，家里已经揭不开锅，正在街上插草卖鸡，图换点米回家做饭。而我，则是光着脚挑粪浇水，看上去比范进好多了。

中举时我的道具是粪桶，以及粪桶伴侣撩勺——用来浇粪浇水的长柄勺子。当时我扔下的粪桶撩勺，并不会丢，稍晚一点，家里人就把它们挑了回来。就算是粪桶撩勺，即使我考上大学了，再也不会去挑粪桶了，家里也不会丢。我家被拆之前，家里有两个抽水马桶，一个茅坑，好几只粪桶。茅坑边上放着一只粪桶，专门用来装尿，满了就去菜地浇了。一如直到今天，我家房子被拆迁了，田地被征用了，我父母兄弟暂时借居栖身之地，即使又新安装了两个抽水马桶，仍有粪桶。因为借居的亲戚家有菜地，粪桶仍有用。不过，这个时候的粪桶，已经是塑料粪桶了，我那个时候，还都是木制粪桶。在乡下，有菜地，粪桶就有用武之地。

粪桶是江南农家非常重要的一种生活生产用具。圆桶形，每只桶有两块板要稍长，凸出的部分中间挖空，像耳朵一样，用来装竹夹。竹夹是挑粪时挂在扁担上的，通常用毛竹做成。做好的桶，最好要打上桐油，晒干后防腐防漏。在传统工艺时代，粪桶和水桶一样，看似简单，其实制作起来要复杂得多，一般木匠并不会做。做粪桶、水桶的，叫箍桶匠，他们通常善于制作带有弧度的木桶。二十世纪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是一个德国箍桶匠的儿子。汪曾祺在《受戒》里说，他老家里下河地区盛产箍桶匠，而当年整个前黄往北，只有水车桥有一个箍桶匠，也是苏北人，是我父亲的寄爹。父亲打鱼的脚盆是他寄爹打的，想来我家的水桶、粪桶，也应该是寄公公打的。

“新箍马桶三日香”，新箍的粪桶没用之前当然也不臭，反而多木质味和桐油味。但一旦使用，便永无回头之日，洗得再干净，也摆脱不了“脏臭”的名声，一如它的名字，“粪桶”。

粪桶起源于何时，“度娘”说是宋朝，我没有研究过，只有切身的生活经验。粪桶，顾名思义，是用来装粪挑粪的。但粪桶具体派何用场，却并不只是装粪挑粪。在江南传统农家，大便有茅坑，粪桶除了挑粪用外，平常则承担着接纳人们尤其男性家庭成员小便的功能。因为自留地上种的菜，除了浇水，浇最多的是尿，用粪也得稀释后。典型如农家种韭菜，割完一茬必得撒草木灰浇尿，长出的韭菜才好。这是粪桶的一大优势。当然，浇水也用粪桶。过去粪桶还有一个用处，就是挑河泥积肥也有用粪桶的，不过，河泥可要比粪水重多了。旧时种冬芹，拔芹菜时，芹菜地太冷，即使穿了胶鞋也挡不住阴冷，也有人踩在洗干净的粪桶里下地拔冬芹，但移动起来颇为不便。在故乡，夏天或秋冬时想弄干小河沟，没有打水的现代设备，通常就是将粪桶耳朵上的竹夹子脱下，用担绳穿过，两边各一人，牵扯着担绳，用粪桶打水干河沟。

旧时江南挑粪浇菜的，男女都干，谁有空谁干。很少有逃过挑粪桶的一双肩膀。我有时候跟家里人开玩笑，说我小时候之所以长得矮小，除了营养不良，就是还没发育健全就扛粪桶、挑粪桶给压的。

我小时候在乡下干活，浇粪不少，从来就是两人扛一只粪桶，或者一人挑两只粪桶，用长柄的木勺子浇粪。捉狗屎、拾牛粪也干过，不过那不会用粪桶装，是用篾做的粪筐簸箕。我不知道竟然有些地方粪桶是背的，比如北京。这是以自己的狭隘生活经验来推导，犯了严重的经验主义错误，也是主观主义错误。我后来在媒体业服务，才知道中国青年报的名栏目“冰点”，开篇第一篇，就是《北京最后的粪桶》，写北京的背粪工。不过，江南的粪桶和北京的粪桶不同，无论形制，还是功能。我从来没有在江南农村看到背粪桶的。也许，也跟北方的粪干，南方的粪稀有关吧。

曾经读到过浙江画家吴藕汀写的文章，载于他的《药窗诗话》，题为《粪桶》。在这篇文章中，吴先生提到嘉兴有“粪桶也生耳朵”的俗语，有双重意思，“一是指‘不灵市面的人’，一是指‘大家都知道的事’。”吴先生还在文章中提及嘉兴弹词名家夏荷生未成名时因被嘉兴人嫌土气，他感到委屈，用“粪桶也生耳朵”取笑嘉兴人不懂听书，引发一些人的愤怒，只好逃到苏州，后在苏州成名。

所以，吴先生慨叹：“一担挑来重氮肥，竖生两耳是耶非。未知好歹休评说，此语何堪作诟讥。”

我读吴先生此文，倒也觉得“粪桶也生两只耳朵”的喻指，虽然刻薄，但很有意思，也很形象。不过常武地区有没有这种说法，我不清楚。至少，武进前黄礼嘉这片，应该没有此类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