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站在世纪之交的常州人张鹤龄在其倡导变法改革的著作《变法经纬公例论》开宗明义地称：“世之变与吾所见之变，皆有因焉，有果焉。”近代以来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相对于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也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历程，但是这百余年来却发生了“三千余年之大变局”，在这一百余年中，古老的中国经历了守旧和创新，吸收和扬弃，困惑和奋发，徘徊和飞跃这些充满着悲壮、激荡、沉闷和兴奋的历程。在这一百余年，有人沉沦、失望、叹息，但是更多的人积极进取，创新求变，为中国的崛起而砥厉奋进。近代常州优秀出版人就是后者杰出的代表，他们在出版界、文化界、思想界也开创了一系列的辉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同时更用他们的满腔热忱，甚至是热血，为中国的命运上下求索，努力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一、常州出版人在中国近代出版史的地位
清代常州学者、作者、画家、医家辈出，先后形成了多个学术流派，创造了有自身特色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学术史上大发异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清以后，常州学术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出版文化领域取得瞩目成就，人才辈出，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近代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历程中，几乎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时段，每一项成就背后都有常州出版人的身影，创造了无数的第一。早在1874年，上海创办的第一份华人报纸《汇报》便由常州人管乐任主笔。晚清时期在上海的几个著名的西学传播媒体如《格致汇编》《万国公报》等都有常州人投稿讨论，一些重要的西学传播机构如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等也有常州人的身影，晚清上海最重要的三大报，《申报》《新闻报》，常州人都曾担任过主笔，《时报》则由常州人创办。常州人创办了晚清第一家小报《游戏报》，创办了中国人主办的第一家翻译出版机构《译书公会报》，创办了中国人最早的翻译杂志《译书公会报》，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小说杂志《绣像小说》，创办了当时最负盛名的书画出版社——有正书局，主持了中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东方杂志》，主持了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民营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等都有常州出版人的身影。
进入民国以后，常州出版人依然继续为了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生活》周刊、《新民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立报》《万象》、生活书店、读书书店、新时代出版社、亚光舆图社、大中国书局这些闻名遐迩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物都有常州人在其中主持。
在中国出版业走向近代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也有常州人的一份贡献。一般而言，一个出版业近代化、专业化、市场化的标志是专业的人才队伍、健全的管理机构、先进的印刷技术，而这三个方面，常州人都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出版业的发展依赖于大量的人才，随着西方出版、印刷、稿费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再加上近代上海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文化环境，就出现了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以及书局老板和报人。正是在这一时期，常州文人也从传统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这些在上海活动的常州出版人融入上海，成为海派文化的一分子，也成为新兴都市文化的创造者，也见证了近代中国文化变迁。在这些常州出版人中，有像章宸荫这样的书店老板，有像徐伯昕这样的经营高手，有像李伯元这样的小报创办人，有像蒋维乔、庄俞、方毅、沈颐、恽铁樵、陆尔奎这样的优秀编辑，有像恽逸群、孟秋江这样的优秀记者，可以说常州为中国近代出版业贡献了无数优秀的人才。
近代出版业的一个标志就是企业化，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的形成、完善和创新是近代中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从李伯元开始，章宸荫、徐伯昕、吴镜渊等出版业的管理者就不断通过创新广告营销手段、拓宽销售渠道、完善管理制度、拓宽筹资渠道、加强资金管理水平等方式，勇于创新，竭诚服务，为近代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案例，也使中国近代出版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出版印刷技术最早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随着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大量的书局、报馆、杂志社日益兴起，中国的出版印刷技术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上海是当时中国先进印刷技术的枢纽，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印刷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印刷企业，有正书局则是最著名的珂罗版印刷机构。而常州出版印刷人如狄平子、唐陀、沈逢吉、赵俊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推进了近代中国印刷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
二、近代常州出版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近代出版业处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它既得益于近代思想文化的演进，又溶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局之中，成为得风气之先的所在。出版业成为思想精英们的思想表达场和文化表达场，出版物是近代思想传播的主要媒介，而常州出版人则是近代思想启蒙的文化先锋。
在出版业，传播思想首开风气的是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从19世纪60—70年代重新兴起的西学翻译高潮，一段时间主要是着眼于器物文明，特注重翻译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科学书籍，如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的大量翻译西书，多侧重与“制造”有关，为“制造”服务，“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译出”，常州人赵宏等在江南制造局的工作为中国早期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知识系统，也为洋务思潮的展开扩大了思想背景。到了20世纪初年，西学翻译出版，转为注重翻译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由此掀起了中国思想的一大变革，反映了向西方学习主题的深化，即从器物文明到制度文明的演进。翻译出版机构的大量出现，是近代出版事业发展初期的一个特点。常州人主持的译书公会是近代最早由中国人主办的翻译机构，此后常州人参与主持的经世文社、人演社等成为近代西学东渐思想变革的一个重要窗口。在中国革命时期，瞿秋白、姜椿芳等党的知识分子战士利用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条件，大量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的传播，对于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胡适把商务印书馆看成“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甚至于“当然比北大重要多了”。叶圣陶也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的，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在近代思想文化界，思想文化和出版形成了一种联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书店等既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出版业实体，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大本营。而常州出版人在其中主持编纂的教科书、辞典、期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助读者求取知识，开发明智。
“今日之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成为知识分子以及有眼光的政治家和官员的一种共识，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心声。他们提倡的翻译出版，是对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一种反抗，是“出版救国”的第一声。兴起于戊戌维新时期的译书公会就是常州人以出版为变法救国武器的代表。此后常州出版人总是处在时代的前沿。常州人主办的《苏报》刊发有关《革命军》的文章，书为清政府禁售，引发著名的“《苏报》案”。预备立宪时期，孟森、孟昭常通过《东方杂志》《法政学交通社杂志》《法政杂志》宣传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徐血儿以笔为武器，宣传民主。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瞿秋白等人创办的《新社会》为北洋政府严密查禁。这一系列的事件都反映了常州出版人希望通过出版来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实践行动。
常州出版人更是积极投身到中国革命中，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光和热，甚至生命。中国出版行业中最早的党组织就由董亦湘、恽雨棠在商务印书馆中成立，并发动了著名的商务印书馆罢工。在我党的出版事业中，常州出版人同样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日报——《热血日报》，中共中央第一份正式的机关报——《向导》周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级的铅印大报——《红色中华》，建党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杰出的党的报刊《中国青年》，以及历来的党的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红旗》《新华日报》等都由常州出版人所主持，他们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恽逸群、徐伯昕、姜椿芳等更成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和重要领导。 （之一）
（本文选自《播种者——中国近代出版业中的常州人》，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