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派饭旧事记趣

吃派饭，这一动宾结构词组，如今的年轻人恐怕都难以理解其含义了。它是我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所谓特定的历史条件，是指解放之后一二十年的历史时期。那时候，我国刚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获得新生，国家还处在百业凋零、百废待兴的历史阶段。那个历史阶段，物质极度匮乏、商业流通极不发达、广大农村的人民生活极度困难；而在广大农村工作的相关公职人员，没有任何吃饭的场所，只得轮流在农民家里吃派饭，饭费由公家结算。

我家就有两代人吃过派饭。

常州一解放，我老爸担任武进县新闸区陈渡乡的首任乡长。那时候的区乡干部是没有工资的，一个月只有几元钱的生活津贴，还常常欠账。大凡下乡公干，就由当地的村干部安排到农民家里吃派饭。也不是所有农民家里都安排，多数是去贫下中农家庭，自给自足的中农家庭也得少安排，富裕中农家庭基本不安排，至于地主富农家庭，当然是根本不能去的。试想，刚刚获得新生的穷苦人家，有几家能吃饱穿暖的？从感情上讲，乡长能来自己家里吃饭，他们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和欢迎；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大多数贫下中农家庭是做不出什么花样来的，粗茶淡饭能让你吃饱就不错了。我爸看着人家大眼瞪小眼，总是叫他们一起吃，可人家总能找出种种理由让我爸先吃。为啥不能同桌共餐呢？道理很简单，就那么点菜，大人小孩都上桌的话，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就扫光了。心知肚明的老爸也就只好吃个四五成饱就撂筷，嘴上还一个劲地说“今天吃撑了”。往往傍晚回到家，吃自个儿的，方能补个饱。

老爸吃派饭的故事，我是听爸妈讲的。但是，我家招待我的启蒙老师韩培德吃派饭的情形，我是眼见为实的了。

靠共产党毛主席的福，九岁的我才有机会进学堂开蒙。在我上五年级以前，陈渡小学没有食堂，老师的午饭，都是分头到就近村庄的学生家里吃派饭。于是，韩老师便成了我家的常客。轮到韩老师到我家来吃派饭的前夕，我妈就要煞费苦心地盘算怎样让韩老师吃饱吃好了。当然，我妈即使竭尽所能，也总不如那些有钱人家的菜上档次。韩老师可能是充分理解我家的困境，对我妈做的饭菜不仅不嫌弃，还常常多付一点油盐钱给我妈。后来，韩老师还力促让我跟他一起吃饭，一同去学校。可是，我从一些同学那儿了解到，老师们到学生家里吃派饭，基本都是老师先吃，老师吃好后，家里大人小孩才上桌。为什么韩老师非要我陪他一起吃饭呢？他从没披露过个中奥秘，直到我上大学时有一次到他府上去拜访时询问，他也只是一笑了之，没有作答。

栉风沐雨，寒来暑往，到我上大学时，我也尝到吃派饭的滋味了。

那是1963年的寒假，作为社会实践课，学校安排我们年级两个班的同学全体到北京郊区大兴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是我首次到农民家里吃派饭，而且是体验与生我养我的江南水乡完全不同的大北方农村的伙食。那时候的大北方农村，农民们都是以吃粗粮（棒子面、高粱米和小米）为主，连面粉也得逢年过节或有重大农事时才舍得吃。当时，我们这批大学生到社员家里吃派饭，社员们都当我们是贵人上门，一般都尽力让我们吃细粮。早饭和晚饭有白面馍馍就小米稀饭或棒子面糊糊，中午还让我们吃全细粮的面条或二米饭，有时还能吃到一顿大米饭。更有条件好些的社员，早饭还给我们吃烙盒子（就是白面烙饼），小米稀饭里还会放几颗大红枣。这种伙食标准，跟我在北京上学时的伙食相差无几，我是完全可以适应的。不过，有那么一次，我曾闹过一个笑话。当时，我们去社员家吃派饭，领导怕我们不适应，所以规定两人一组，可以互相有个照应。我是和我们班的盛淑英一组。那天的早餐有放了红枣的小米粥。我吃枣时为了不增加社员收拾餐桌的负担，就把枣核吐在手里，拟带到户外去扔掉。可那家的大婶特别细心，在收拾桌子时没看到枣核，就问我：“小陈，你咋不吐枣核呢？”盛淑英捣乱，调侃我说：“他牙口好，连枣核一起吃了。”害得我当场闹了个大红脸，竟没顾得上反驳她。事后，生产队里便传开了，说北师大有个大学生吃枣连枣核一起吞下去了。

我的二度吃派饭生活，是在1964年秋冬时节。那是我们作为正式工作队成员，到河北省衡水县郑家河沿公社参加“社教运动”。

那时候的衡水，全县都很贫困，而郑家河沿公社又是贫困县里的贫困地区。广大社员只有少数人家能全年基本填饱肚子的，细粮几乎只有夏收夏种的“双抢”时节能吃上，不少人家连粗粮都保证不了，还得吃糠咽菜来充饥。就是在此困境时期，我们工作队一下开到每个生产队少则七八个，多则十几名工作队员，天天要在社员家吃派饭。可想而知，这次漫长而又分外艰苦的吃派饭日子，对我们同学中的南方娃（当地社员对我们的称呼）来说，那可真是“饿其体肤”的极大考验。因为即使社员们尽心竭力往好里做，也几乎天天闻不到细粮味道，能有棒子面窝头或高粱米饭，或小米饭外加咸菜疙瘩填饱肚子就很不错了。眼见好多社员家大人孩子都吃不饱肚子，包括我在内的同学们都很自觉，能少吃就尽量少吃些，往往在晚上开会时肚子就“咕噜咕噜”唱空城计了。晚上饿就饿着吧，反正马上就钻被窝睡觉了。最难熬的是，白天下地劳动时，肚子饿得“咕咕”叫，刨地、除草、送粪……啥活还都得照样干。即使这么艰苦，我和同学们也都扛过来了，没有一个人因怕苦而牢骚满腹的。说起来，我又比其他同学幸运。那是由于运动开始不久，郑家河沿工作分团的团长张敏要北师大带队干部徐文给他配一个秘书。我有幸被选中，后来就跟着张敏团长每逢到县城里开会，就有机会吃食堂了。其实，县政府食堂的伙食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总能填饱肚子，比别的同学常常要勒紧裤腰带强多了。

我的三度吃派饭体验，是在山西霍县工作时发生的。霍县地处太岳山脉，全县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山地和丘陵，当时交通非常不便，我虽然拥有一辆“豪华”的飞鸽牌自行车，但下乡都用不上，只能靠两条腿上山下沟。当时我是在县委通讯组工作，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必须经常下乡，一是为采访，二是为组建全县的三级通讯网。但凡下乡，就得到社员家吃派饭，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到社员家吃派饭，我已经有了北京郊区和河北衡水的两度体验，山西霍县的生活方式跟北京和河北大致相同，所以，我基本上是能适应的。而且，这时候的我，头上已顶着两道光环：一道是县委干部的光环，还有一道是名校北师大的光环。山里的农民们一听说县里的干部上自己家吃饭，而且是来自北京名校的大知识分子，在他们眼里，既神秘又觉得脸上有光：“北京来的大知识分子到我家吃饭啦！”既如此，他们当然会实心实意地尽其所能，甚至尽其所有，把饭菜整得像模像样地迎接我这头上顶着两道光环的“贵客”了。故此，我在霍县工作的两年时间里，吃派饭几乎成了一种享受。但有一点我很不习惯，就是山西人连喝小米稀饭也浇醋。当时，我曾听到过一句老话，说阎锡山统治山西时的晋绥军，缴枪也不缴醋葫芦。醋，几乎是山西人的命根子。但我这个人又有个怪毛病，甜苦辣都能吃，唯有醋令我害怕。我在山西工作十二年之久，始终也没学会吃醋。故而我在霍县吃派饭的日子里，每次都会提前关照帮我派饭的生产队长：请转告东家千万别给我碗里倒醋。

如今，吃派饭现象早已作古，可我当年吃派饭的种种趣事，还常常会浮现脑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