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秀娟
常州寄园通过晚清时期钱向杲、钱振锽筹建、发展，本着对国事、民生的担当，坚持“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以“传道、授业、解惑”在教育医疗、文诗书画方面培养很多栋梁人才，对江南文史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寄园：“经世之学”为立身之本
寄园，坐落在常州东门外白家桥北，其首创人钱向杲（1849—1906），字仲谦，号鹤岑，光绪元年（1875）举人，官内阁中书。平生慷慨尚义，关心国家存亡，屡屡上书得不到朝廷重视，愤而返回家乡常州，光绪十三年在菱溪租用汪家2亩田地并自家隙地1亩，构筑钱家林园收徒教授，王鹿鸣等随其学。
“寒窗依旧一灯青，岁岁埋头史复经”，钱向杲平生博览经史， “穷亦兼济”“不在钟鼎，即在杏林”，他教授学生时，要求“自少即以天下为己任不复以家事为意”，奠定了“寄园”学风的基础。钱家林园在钱向杲晚年几乎荒废，使钱家林园即寄园成为儒家文化传承之所的是钱振锽。
钱振锽(1875—1944年)，字梦鲸，号谪星，后号名山，钱向杲之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曾官至刑部主事。由于对清末内忧外患的局势、腐败无能的朝廷感到彻底失望，宣统元年(1909)钱振锽毅然弃官回到常州，“闭门绝世事，始读书授弟子”。初期在菱溪家居住地为家族子弟讲学教授，随着学生越来越多，1914年他重修钱家林园并冠名“寄园”，教学内容以经史子集、诗词、书画为重点。寄园治学、讲学不重训诂考据，而重为人处事的义理，谈古论今，纵论天下时势，商讨强国之策。
钱振锽对寄园倾注了半生心力。寄园弟子、曾任《中央日报》社长的程沧波描述寄园：“辛亥之冬，清社既屋，先生束发居乡里，授徒于阳湖东郭之寄园。园广可三亩，饶松竹泉石之胜。”从1909年开始教授学生到1932年寄园闭学，20多年全国多个省份的弟子1000余人前来求学。
钱振锽治学、讲学，“不拘名物训诂之微，而宗文章义理之大者”，他不把经史、《春秋》作为研究的“学术”，而是作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立身处世、作诗写字的学养。弟子在钱振锽“不拘一格教授，严格训练作文”的教学思想下学习儒学经史文化，老师与学生一起纵论天下大事、强国之策、为人之道、文艺之法。钱振锽要求弟子“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成为寄园弟子恪守的“家训”，寄园成为“保存国学、弘扬民族文化”的私立书院。
寄园的教学侧重儒学、经史，以继绝存亡传统的文脉；因材施教，教学互动而相长，并辅以文艺；引导弟子“以君子不器”而无不可器为方向，使可任实事而又富学养。寄园弟子、后参加黄埔军校的沈武回忆寄园：“先生之所以足称为一代国学宗师，一是他的讲学风尚。先生讲学，尚躬行实践，不尚空洞说教，重气节，甚于生命。讲实学，不求虚名。他讲理学，不同于宋明诸儒，而在‘天理良心’四字上下功夫。也就是把天理良心落到立身处世、待人接物和做一切事的实处，为理学的最好体现。他与高谈性理者迥然不同。先生在经学方面也是重义理，讲经世致用；不重考据，跳出汉学窠臼。这是先生的讲学风尚。”寄园强调德才并举、知行合一，无论是经史文章还是家国大义，钱振锽都从自身做起，从实事做起，进而影响学生。
钱振锽：一生躬行“经世致用”
钱振锽的一生切身实践“春秋”学养，他在清朝为国计民生多次上疏，彰显其忠君报国爱民的“春秋”义例之心；不满清廷的腐败辞官归乡，“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外，积极参与赈济灾民、宣传抗日等社会活动，无不是济世利民之举。吴江学者金松岑称钱振锽与高吹万、胡石予为“江南三大儒”。
钱振锽要求寄园学生常常吟诵《乾坤正气集》等爱国诗词，培养弟子爱国之心和民族气节。抗日战争中，寄园弟子如胡克敏、程沧波等多人投笔从戎。
钱振锽还倾心倾力为赈灾奋战。民国初年，位于武进的芙蓉圩常泛滥成灾，他奔走各处进行劝募，并购圩田凿而浚之，永为公产，认为这是一种责任。他1930年参与马迹山灾民救灾，1934年参与溧阳灾民救灾，几年后常州遭遇百年未有的旱灾，钱振锽昼夜奔忙，不辞辛劳，在公园鬻书，所得钱款全部用于赈灾，还相约常州文学之士卖字卖画参加赈灾活动。
钱振锽是教育家，更是正义良知的化身。1911年自创孝仁乡图书馆，藏书二千余册。他常于诗篇中抒其愤世嫉俗、悲天悯人的情怀，对老百姓的疾苦充满同情，他在《冻死人》中写道：“老夫夜卧重衾底，绒绳裹衣不去休，默念街头冻死人，此心耿耿何能已……”,拳拳之心跃于纸上。他不畏强御，时恤鳏寡，遇地方豪绅猾吏横行乡里，而民间善良蒙受冤抑者，必奔走呼吁，伸张正义，在常州乡民中有“钱圣人”之誉。
寄园弟子：天下桃李，悉在公门
寄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经世致用而又兼擅文艺的国士式人才。这些人才有以诗文名世、以书法名世的，如谢玉岑、程沧波等；有以绘画名世的，如谢稚柳、马万里等；更有从事教育的，如冯励青、姚广平、钱叔平等；从医的，如钱永、唐鼎元等；从事报业的，如钱仲易、程沧波等；供职于政府部门的，如谢稚柳、吴作屏等。可见寄园弟子不是供职于政府部门，就是从事于医药、教育工作。就是于文艺功力深厚、声望高华的，也不做职业文艺家，寄园倡导的《春秋》大义始终储于胸中，从而形成一个“寄园系”人文现象，“根深蒂固，在上海、江南乃至全国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经数代，绵延至今”。
谢玉岑（1899—1935）是钱振锽门下的第一个学生。少年谢玉岑入寄园一年后，考入上海一所商业学校学贾，玉岑以为“天下贫病”，救国“以理财为急”。钱名山却恪守士为四民之首，当以志道弘毅为任重道远，要他重返寄园。谢玉岑“三年尽通经史，为文章下笔瑰异，独以词赋雄其曹”，故有“江南才子”“江南词人”之誉。后执教于温州浙江十中、上海南洋中学、爱群女中等。
6年的寄园生活，为谢稚柳（1910—1997）的学识及艺术打下深厚的基础，谢稚柳总说“我是从寄园走出来的”。1942年，谢稚柳在敦煌随张大千临摹描制壁画，负责洞窟叙录，成为“敦煌学”重要开创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供职于博物馆，个人艺术创作达到一个又一个高峰。20世纪80年代，他全身心投入到全国古书画的巡回鉴定工作中，他自嘲：“八年鉴定下来，手生了，再也画不出好画了。”在国家利益和个人艺术发生矛盾冲突时，他义无反顾选择国家而不是个人。这种胸襟正是寄园弟子的追求。
程沧波（1903—1990）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兼新闻系主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上海《时事新报》主笔、《中央日报》首任社长，台湾政治大学、东吴大学教授等。1937年为蒋介石代笔起草《全国抗战宣言》，有“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7月17日正式发表。毛泽东评价道：“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唐玉虬（1894—1988），明代抗倭名将唐顺之十四世孙，钱名山早期弟子之一，与谢玉岑、程沧波并称“三英”。抗日战争期间在成都行医，任空军参谋学校、军士学校国文教官，后任华西大学国文教授；1956年到南京中医学院任古文、中医学教授，由儒而医，医而活人育人，慈心仁术。苦好吟诗，被尊称为近现代“旧体诗大家”。
胡克敏（1909—1981）少年时入寄园，性好绘画，曾入上海美专主修国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投笔从戎，任职空军部门，浴血奋战。后致力于美术教育，在各大专院校美术科任教。“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意识已浸润到寄园弟子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