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振锽在历史上的地位，郑逸梅在香港《大成》杂志第189期上发表过一篇名为《民族诗人钱名山》的文章，此篇长文的第一句话就是：“金鹤望是不轻易许可当代人物的，却称江南三大儒，一张堰高吹万，一蓬阆胡石予，一毗陵钱名山。”郑逸梅在这里借金松岑的口来夸赞钱振锽是江南三大儒之一，这几句话点出了钱振锽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而在诗史方面，夏承焘在1929年2月8日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记有这样一段话：“此公思想甚旧，而人品甚高，著书精神不可及，才气博学皆非温州老辈所及。其诗稍逊于文，而自负甚高，论诗有云：‘正当痛快忽支离，玉石纷陈未可师。安得数年天假我，闭门编改少陵诗。’令人咋舌矣。”
夏承焘的日记显然是写给自己看的，因此他的上述这段话肯定不是谀辞，夏也谈到了钱的人品之高，他以“博学”来夸赞钱振锽。但夏同时也说，钱的诗要比他的文章略差，可是钱振锽自己却不这么看，夏在这里引用了钱的一首绝句，钱振锽在这首绝句中竟然说，他如果有工夫的时候，要抽出时间来帮着杜甫改改诗作。钱振锽口气之大令夏承焘都为之咋舌。
由此可知，钱振锽对自己的写诗本领特别有信心，而他的后人钱璱之在《我的祖父名山老人》一文中也称：“祖父一生的著作中，他自己最重视的是诗。”接着，钱璱之又引用了钱振锽自己说的一段话：“学诗最早，诗视他文字独可信，然则传我者必在诗矣。”钱振锽说，他从小就开始学诗，为什么这么关注诗呢，因为他觉得各种体裁的文字记载中，惟有诗可信度最高，因此他也觉得，今后别人对他的评价，看重肯定是在诗上。那既然如此，为什么少有人知道钱振锽写过哪些诗歌中的名句呢？我觉得似乎可引用他写给汪兆镛的一首诗来作解释：
古来好诗原有数，
世间知己宁无缘？
但看赠我七言律，
一一鹤声飞上天。
看来，钱振锽认为，古诗中的名句也是有着一定的定数，可惜那些好诗句都被前人占用了。汪兆镛乃是汪精卫的哥哥，但兄弟两人关系很不好，汪兆镛曾经斥责汪精卫是国家罪人，这当然指的是汪精卫投敌叛国之事。而钱振锽也是具有民族气节之人，抗战期间他曾经靠卖字来救灾，可能是这个原因，他跟汪兆镛的关系颇为亲近。汪兆镛去世后，他写过一篇《哭憬老》，此诗的前半段为：
世事无可语，久不寄公书。
高踪没浩荡，下笔复踌躇。
谁知澳门赴，直寄古阳湖。
火洗东郭门，灰没先人庐。
投书瓦砾间，怪事良可吁！
不知谁家子，拾书转海隅。
公死我已信，我在公知无？
汪兆镛字憬吾，故钱振锽以“憬老”称之。汪兆镛的去世令钱十分悲痛，所以才能写出这样一首饱含深情的诗作。“九一八”事变后，轻易不卖字的钱振锽竟然整日挥毫，而后以全部笔资捐赠给黑龙江抗日义勇军。后来战火烧到了他的家乡，于是他避至上海，仍然以卖字为生，这个阶段，他专门写过一首《咏鬻字》：
乱来海上作书佣，
丰岁才能抵下农。
未肯簪花娱末俗，
难从逆笔取中锋。
肱经三折功方到，
力尽全家墨不浓。
闻道通神须万卷，
何堪万卷付狂蜂！
虽然这样的诗作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以及特殊心情下所写出者，然而对于如何写诗，似乎钱振锽并不愿把太多的说教之辞融入其间。他在《与郑生书》中说：“诗要有理、有意、有味，如作长句，并要有声、有色。‘理’之一字，近于迂腐。然性理、情理、文理，同为一理，一诗一句，莫不有理，不得以为迂腐也。诗忌苟作，无理、无意、无味，切勿下笔，待其不得已而为之，则必高矣。凡我胸中有不得已，见天下事有不能已于不言者，皆好诗料也，切勿错过。”钱振锽明确地说，他反对在诗中说理，同时他又认为诗中不能无理，钱认为写诗要有感觉，不可以为写诗而写诗者。对于这个观念，伍受真在《读〈名山八集〉》中予以了确认：“先生之诗，深入浅出，于香山、东坡为近。看似平易，其实苦心锤炼，常有数易稿而就者。尝以诗贻门人唐玉虬，有句云：‘我要三年吟两句，输君诗卷似牛腰！’则病其太多太滥也。先生自言其诗较优于文，文又较优于字，而一般人却共认先生诗固出色当行，字亦风骨高骞。”
伍受真认为钱振锽的诗有着白居易、苏东坡的味道，这样的诗作看似通俗，但其实是苦心经营而成者。伍在这里引用了钱振锽教育门人的话，钱说自己三年才能想出两句好诗，但他那位弟子写出的诗卷，却有着牛腰一样的厚，那潜台词是说，这位弟子的诗又多又滥。而钱振锽自称，自己的诗高于散文，而散文又比字写得好，这几句话似乎齐白石也说过。然而钱振锽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形象更多的是作为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对于这样的定义，不知道钱振锽是否会接受。
钱振锽不仅写诗，他也作过一些诗论，而这些诗论则大多收录在他的《谪星说诗》中。周作人对这一点颇为关注，他在《厂甸之二》中说过这样的话：“《谪星说诗》虽只六十余则，却颇有新意，不大人云亦云地说，大抵敢于说话，不过有时也有欠圆处。”周作人夸赞钱振锽敢于发前人所未发，但他觉得，钱的很多观点也并不完全正确，比如他引用了《谪星说诗》中的这样一段话：“诗当求真，阆仙推敲一事，须问其当时光景，是推便推，是敲便敲，奈何舍其真境而空摹一字，堕入做试帖行径。一句如此，其他诗不真可知，此贾诗所以不入上乘也。退之不能以此理告之，而谓敲字佳，误矣。”
在诗史上，关于贾岛推敲的故事可谓世人皆知，当然，历史上都是站在夸赞的角度来说古人作诗之认真，但钱振锽却认为，这种作法不是求真的态度，他觉得当时贾岛不论是推还是敲，只是作了一种行为，而贾岛却在这两字之间左右衡量，因此钱推断，贾岛的诗作失真，仅凭此点，他就认为贾诗入不了上乘。针对钱的这段话，周作人的评语是“窒碍”二字。为了能够解释清何以用此二字来形容钱的评语，周作人又进一步解释道：“我说窒碍，因为诗人有时单凭意境，未必真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要讲真假很不容易，我怕贾上人在驴背上也就是这一种境界罢。”
看来周作人认为钱振锽太计较了，但对于钱骂韩愈的一段话，周却表示了赞同。钱振锽在《谪星笔谈》中还说过这样一段话：“退之与时贵书，求进身，打抽丰，摆身分，卖才学，哄吓撞骗，无所不有，究竟是苏、张游说习气变而出此者。陶渊明穷至乞食，未尝有一句怨愤不平之语，未尝怪人不肯施济而使我至于此也。以其身分较之退之，真有霄壤之别。《释言》一首，患得患失之心活现纸上，谗之宰相便须作文一首，或谗之天子，要上万言书矣。”钱在这里把韩愈骂了个狗血喷头，同时他又夸赞陶渊明虽穷而无怨气，所以钱认为陶比韩高许多。对于这段评价，周作人给予了很高的夸赞：“这一切话我十分同意，真可以说是能言人所难言。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他的好处。”
且不管这种评价方式是否有偏颇之处，但周作人从厂甸买得钱振锽书的经历，我却特感兴趣：“旧书之二不知应该叫作什么名字。在书摊上标题目曰《名山丛书》零种，但是原书只有卷末明张佳图著《江阴节义略》一卷，书口有‘名山丛书’字样，此处《谪星说诗》一卷、《谪星笔谈》三卷、《谪星词》一卷，均题阳湖钱振锽著，不称丛书。我买这本书的理由完全是为木活字所印，也还好玩。拿回来翻阅着，见其中仪字缺笔。《节义略》跋云癸亥九月，知系民国十二年印本，至于全书共有几种，是何书名，却终不明白。”
我对周作人的这段话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自己也感同身受。一般而言，个人的丛书无论有没有丛书总名，总能找到这些书之间的相应关系，而钱振锽的很多著作，使人特别难分辨出是否是丛书中的一种，而周作人对此也觉得迷惑，他说自己买得钱的这些丛书零本，主要目的竟然是因为，这是木活字所印。以往我一直觉得，周作人读书主要的关注点还是在内容方面，读到这篇文章后方得知，他也喜欢从版本着眼来买某书，尤其他对木活字本感兴趣，仅就这一点，我倒可以冒昧地说句先得我心，因为我买钱振锽的这些丛书零本，主要目的，也是想搞清楚《名山丛书》究竟收录了多少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