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 缘

说起茶缘，其实很简单，只是偶尔的闲情让我和茶有了缘。

上世纪60年代，我家住在紧挨着运河的西门普济街，全家七口人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养活。父亲爱好喝茶。没自来水时，家里吃用的水都是从运河里挑上来，倒入家中的大水缸，再用明矾搅动，沉淀杂质。父亲有洁癖，嫌这样的水不够纯净，便在雨天里让家人用铅桶收集瓦楞流下的雨水，我称其为“天水茶”。父亲一向节俭，舍不得花钱买好茶叶，喝的就是没有名的散装茶叶，小心翼翼地用干净的纸层层包裹，泡茶之前解开，倒一小撮在杯子里，从不用手抓。父亲平时很严肃，但喝茶时是平和可亲的。也许是茶温润了他为生计操劳烦愁的心，每天上班前的喝茶时间是他最惬意的时光。

小时候，外婆出门走亲戚总会带上我，我也乐得小尾巴似地跟着。到了目的地，亲戚会热情地奉上茶，大人们人手一杯，小孩子会给一杯甜腻腻的糖开水。记得10岁那年，我去远房舅舅家，舅母给我的糖水杯子里加了几片茶叶，我喝到了人生第一杯茶——糖茶。微甜的糖水中漂浮着些许细碎的茶叶，有点甜，有点苦。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原来，少年时茶是成年礼。

转眼中学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地处三堡街的常州第五织布厂，在织布车间当学徒。师傅高大魁梧，他的名字“高浩灿”曾被写进厂志《能工巧匠》一栏。师傅亦喜欢喝茶，而且喝得很勤，一天得换三次叶子，班前、班中、班后。听师母说，师傅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他不挑剔，青茶、绿茶、花茶、红茶，随便喝。因为三班倒，师傅喝茶讲究“浓、烈、满”，在我看来，主要功能是提神。

师傅的茶杯是普通的特大搪瓷茶缸，每天清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茶垢。冬天的时候，一次喝不完，就把茶缸放进茶捂桶里保温。茶捂桶是木头做的，桶里以棉花铺底，加棉垫覆盖，寒冬腊月保温半天，茶还是滚烫的。平时上班，茶缸便放置在值班室兼工具房里。到了大热天，有时修理故障布机弄得口干舌燥，我就匆匆跑到值班室，端起茶缸“呼噜噜”喝上一通，再加上热水，事后师傅也能知晓。每当这时，师傅总是笑意满满：“没关系，茶泡了就是要喝的。我喝了几十年的茶，一开二开都能分辨出不同的味儿。”听闻此言，我心中暗自敬佩。师傅不仅是能工巧匠，肚里很有点古文底蕴。他熟读过《三国演义》《水浒》及野史杂记，那里面的精彩片段或对话可张口就来。《水浒》里一百零八将的绰号，师傅更是一个不漏、一字不差地倒背如流。和师傅得空，一边喝茶、一边“接龙”梁山好汉绰号，那真是你来我往，天衣无缝。现在想来，学徒时能和师傅一边畅饮茶水、一边谈古论今，满满的自豪。

1976年底，我作为“常州市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成员，第一次来到茅山，派驻在乾元观工区戚机知青点。单间宿舍虽窄小，却很清静。白天随知青一起上山劳作，收工后回到宿舍，泡上杯茶，捧上本书，往往夜深人静，看得津津有味。虽说那是一段乏味的日子，因为有书有茶做伴，倒也自在清浅。1977年春天的一个周末，同为工作队成员的张朝忠大哥来看我。他是土生土长的茅山人，从部队回到家乡后，当上了茅峰脚下生产队队长。没多久，被县里推荐加入工作队。张朝忠问我平时喝不喝茶，我说喝呀。他从军用挎包取出一罐绿茶，往桌上一放：“来，尝尝，这可是刚从茅麓茶场下来的雨前茶。”

我立马泡上一杯，抿了几口。入口是有点香，但喝下去之后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见我不置可否的样子，张朝忠说：“回味要等一会儿。”果然，扯了几句闲篇，喉咙下似乎有一小股气息在集合，悠悠地往上升腾。那醇厚的香气挡也挡不住，就快顶到我的下颌。我脱口说了句：“好茶！”张朝忠得意地笑了，很快就收住，说：“难得你这样喜欢，这罐茶送你了。”雨前茶可不一般，要摘嫩绿的春芽。后来我没敢再尝下去，怕收不住嘴，想着要带回家给更爱喝茶的父亲。

那年腊月，有一天雪后放晴，张朝忠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我观赏茶场。远远望去，茶田上空云蒸霞蔚，仙气涌动。张大哥兴奋地告诉我，大片大片的茶树，全仗着老天用雾来润湿它，用雨来洗净它，用雪来映衬它。那一回，我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受教了：这山坡上的茶香是来自骨子里的，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吸收雨的灵气、雪的精髓。

我从茅山返城后，工作单位几经变动，但爱喝绿茶的习惯一直保持着。如今退休了，少了许多纷扰和纠缠，卸掉了复杂的思想负担，可以安之若素，素面朝天。时有朋友相约喝茶，一杯绿茶在手，那个清纯甘洌，更觉“人间有味是清欢”，一如诗仙李白感叹茶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