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自己也当了爷爷的缘故，有关我爷爷当年的一些往事和他晚年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现在回忆起来，竟然仍是那么清晰和生动，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
我老家在天宁区郑陆镇羌家村委顾家头村，上世纪50年代起的全称为武进县郑陆人民公社羌家大队顾东生产队。我爷爷是从江阴璜土入赘来到这里的，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当时我太公与太婆一家在顾家头村上也算是殷实人家，祖传良田十余亩，房屋七间，前廗、后廗带两侧厢，中间隔一个天井。家里还有一头大水牛，犁、耖、耙、水车、风车等生产农具一应俱全。
那个年代，牛是农家宝。一头牛对农家来说，在当时是殷实家庭的象征。农民与牛的感情很深，甚至像家中的亲人一般。可是，有一天夜里，太公家的这头牛却被人偷走了。万分懊恼之余，太公经过认真分析和暗访，认定是邻近村上人所为，应是“内贼”，还找到了不少线索。他请祠堂族长和德高望重的乡绅出面，希望能体面地把牛找回来，双方有台阶下。可是，饭也吃了，钱也花了，好一番折腾后，那头全家人当作宝贝的大水牛，最终仍未追回来，真是“牛财两空”。也有长辈劝太公：“你就当破财算了吧。”然而，太公年少气盛，仍不甘心，一口闷气一直郁积在心中，不久竟一病不起，最后撒手人寰。那年他才29岁，膝下只生有一个六岁多的女儿，就是我的奶奶，且瘦骨伶仃，体弱多病。
太公去世后，家庭立即陷入一个巨大困境：家境殷实，但无男丁，谁来拯救这个岌岌可危的家庭呢？
太婆是一位坚强且很有主见的农村妇女，在这个危难时刻，她凭着羸弱的肩膀和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毅然撑起了这个家。当年她27岁，此后终身未改嫁。时光匆匆，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太婆盘算已久的念头也终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那就是招婿入赘。太婆的妹妹家就在离我们老家不远的江阴璜土篁村，她生有四个儿子，太婆想从中挑选一位理想的女婿。其中，老三与我奶奶年龄相仿，比较合适。这时，族中一位长辈却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入赘过来是要挑大梁、延续香火的，小伙子一定要精明强干，俗话说人要“厉害”一点。太婆觉得很有道理，几经商量，最终选定让老二来入赘，虽然他比我奶奶大了六岁。
这位入赘小伙，就是我爷爷，叫王定生，入赘来到郑陆顾家头村就改姓了刘，叫刘定生。在那个年代，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我爷爷是一个典型的传统能干的农民，少年时上过几年私塾，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特别注重礼节：对村上人彬彬有礼，遇见长辈、同辈、晚辈没有尊称不开口，从不直呼其名；走在田埂上，远远看见有人挑担过来，赶快让到一边，从不和人抢道碰撞；莳秧、耥稻，田间农活样样精通，庄稼种得特别好。他身体强壮，膂力过人，稻担麦担不要蹲下挑，手臂一抄担子就上了肩。我爷爷来到这个家庭后，家里很快出现了新气象：他种田是行家里手，种的十多亩水田老远就能认出来，因为那片稻田特别绿，一片油汪汪。最为重要的是三四年间，连生二子。
或许由于入赘的缘故，我爷爷一贯奉行谨慎、低调的为人处事风格，从不与人争长论短，乡下的俗语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当时，村上有人见我家人丁稀少，家底殷实，就一直觊觎我们，时常寻衅滋事，我爷爷一忍再忍，受了很多窝囊气。有一天，村上有人以无中生有的事又来“寻事头”。我爷爷一米八的个头，平时练练石锁，孔武有力，血气方刚，乡下话也是一个“厉害角色”。长期累积的怒气终于爆发，这一次我爷爷不想再忍了，寻思要和对方决个高低。一天晚饭后，他悄悄回到江阴璜土老家篁村大岸上，找叔叔商量：“我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但这次忍无可忍了。”这位叔叔的岳父是常州警察局一个类似分局长的角色，我爷爷想利用这层关系，带人带枪去拼个鱼死网破，以报心中积累的怨和仇。叔叔听了这些话，大吃一惊，马上劝导：“不能这样做，纸毕竟包不住火，犯了人命还了得！你在那里就立不住脚了，而且两家还要结下世仇。现在你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你不要为这个家想想吗？你是入赘过去的，世上只有藤绕树，哪有树绕藤的事呢？大丈夫应能屈能伸。”叔叔的一番话，犹如醍醐灌顶，关键时刻的提醒，让我爷爷顿时醒悟：“是啊，凭一时之勇，或许怨气是出了，但不也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吗？”想到此不由得一阵后怕。他又想起私塾先生讲过的“六尺巷”的故事，“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想来想去，虽说怨气难忍，但还得忍。
我爷爷回去后，主动放下身段与邻居修好，还赔了三石米。虽说我爷爷吃了“下面”（常州方言意思为被人欺负），但毕竟搁置了争执，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生存环境。以后又有二子一女相继出生，一家八口也算人丁兴旺了。
我爷爷很有经营头脑。人民公社化后，原有祖传良田早归集体了，但那时农民家里还留有几分自留田。就是这几分田他也打理得井井有条，什么时候种什么菜，安排得妥妥帖帖，一年四季有菜吃。种韭菜、蕃茄、青菜等到街上卖，弄点小钱。但我爷爷卖菜与别人不一样的是，隔夜先把韭菜去掉黄叶，洗净，菜根雪白，菜叶碧绿，还一把把扎好。他有一个长长的弯格篮，把菜码得整整齐齐。蕃茄也挑大的，“一封水”摆好，一上市大家看着就喜欢，总是先卖掉，每斤还比别人多卖一两分钱。爷爷还有一个规矩：从不允许我们摘蕃茄吃，总是在挑出大的准备上市卖时，才给我们留几个小的、卖相不好的煞煞馋。由于他能干、勤奋，计划性又强，所以手头总是比较宽裕，他常常不无得意地对私交好的人说：“自从我出道以来，手头还从来没有缺过钱呢！”他的经济头脑不仅表现在农民传统的勤快，种点菜去卖卖，换点零用钱，他还谋划得更多：他发现种的麦子如果磨成面粉，不但赚头多出不少，而且剩下的麸皮就是净赚的了；后来他又发现如果把磨成的面粉轧成面条去卖，就更加合算，于是又开始轧面条。他经常对我们讲的一句俗语是：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
那时，每到黄梅季节，就是我们农村孩子最欢乐的时光，趁着沟渠里涨上来的水捉发水鱼，是一桩对我们最有诱惑力的事情了。我是捉鱼能手，有一次，居然还捉到了一条三斤多重的鲤鱼，高兴得不得了，舍不得吃了，养在水缸里准备第二天去卖，卖掉后一学期的铅笔、本子钱也就有了着落了。谁知第二天睡过了头，急忙爬起来一看，不好了，水缸里的鱼肚皮已经朝天，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黄梅天里的鱼是不好养的，我急吼吼地捞起鱼就往镇上赶，想赶快把鱼卖掉，要是鱼死了就泡汤了。
到了镇上将近落市了，刚巧碰到爷爷上街后准备回家。见我很着急就陪着我一起去卖鱼。他一看鱼的样子，就马上叫我到边上塘河里弄点水把鱼洗一洗，他自己不知去哪里弄了一张向日葵叶子，把鱼端正地放在上面，卖相一下子好看了许多。八点半过后，赶集的人就散了，都要回生产队上工。等了好长时间也无人问津，我心里很着急。当时一斤鱼只卖两三角钱，我那时只有小学六年级，人小没主见，恨不得只要有人来买，哪怕再便宜点也卖。爷爷见我沉不住气，就对我说：“你不要急，像投煞 鲦一样，现在即使再便宜，也没有人买的，只能耐心等等看，说不定有‘急煞户头’来呢！”又是两个小时过去了，果然有一人匆匆忙忙跑来，一看有鱼卖，就问：“多少钱一斤？”我正想开口，爷爷抢过话头：“三角半。”那人也不还价了，称了就走。原来他家里来了两个瓦匠，他忘了这事正愁买不到鱼招待人家呢。鱼一共卖了一块零几分，每斤还多卖了五分钱。这件事，我一直深深地印在脑海中。
爷爷从不向别人借钱，而一旦有人向他借钱，他同意借了的同时内心也不准备别人还。当然，当时借的钱也不多，一般只是两三元的样子。他的理论是，你借了别人的即使还了，也欠了一份情；而别人借你的，他不还，以后也就不会再来借了。而且这样不讲信用的人，还是没有往来的好。七十岁以后，不管谁家婚丧喜事，送帖子来，他都不参加，但礼金是一定要送的，派儿子参加。他一直牢记着“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的古训，“年纪大了，不要让人嫌，要知趣”，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而自家有什么喜事一般也不受别人的礼，今后当别人请客时，自己愿意出多少就出多少，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爷爷朋友不多，但有几位挚友，过一阵就会到郑陆桥茶馆，见面喝喝茶、聊聊天，讲讲山海经，这是他最愉快的时光。
爷爷做事都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与规则。比如，四个儿子相继结婚成家，第二年一开春，就让结婚的儿子分家过。与子女们相处，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儿子成家以后，小家里有什么情况，他从不参与。他认为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长辈参与反而于事无补。但到关键时刻，他还是要发话的，而且“一言九鼎”。四个儿子都成家独立生活以后，他就在小儿子的山头上搭了一间“五步头”的房子。农村建房每间一般是“前三后四”，就是前面三步，后面四步，俗称“七步头”。而他造的却是“前二后三”，虽说房子小了一点，却收拾得清清爽爽，整整齐齐。在写此文时，我认真测算过，这间五步头面积约在28平方米左右。就在这间前灶后房的屋子里，爷爷和我奶奶携手相继走完了八十多年的人生旅程。他俩一生共生育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并有九个孙子、四个孙女、两个外孙女，标准的儿孙满堂了。
我爷爷的为人处世，在当时的环境中，或许有些独特和另类，但对我们的影响和教育是很大的。虽然是入赘而来，实际我们村上许多人暗地里还是非常佩服我爷爷的，都认为他眼界不凡，有些与众不同。我们村上还有一位新中国第一代留苏博士生，在外多年没回乡了，他有一年回乡探亲，专程来探望了我爷爷，当时他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这个村上，刘定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位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