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7日，全国地方志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在常州主办了一场全国性学术活动“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延陵风骨与争先精神”江苏分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历史上常州人的人文特质与城市精神。论坛邀请了史学大家、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熊月之作主旨报告，同时邀请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苏州大学、河海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教授叶舟、杨旭辉、纪玲妹、沈建钢等作嘉宾访谈。这些史学专家，对常州春秋以来3000年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回顾后一致认为，常州的城市性格可用16个字来概括：仁义诚信、崇文尚学、血性担当和经世致用。也就是说，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观点，常州人的人文特质里，既有儒风，又存血性；既崇信义，又具担当。常州人有着典型的吴侬软语、灵动应变的江南气质，也有着“江南人”不太具有的憨直坚持、刚正血性，常州人是“不太江南”的江南人，即所谓“南人北相”。
为什么会是这样？
学者认为，常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常州文化长期受北方中原文化影响。常州濒临长江，位于江南多个城市的最北方，几次北方人口南迁都对常州文化产生了重要和直接的影响。常州处在南北两种文化交叉影响的边缘地带，南北两种复合性格在常州人身上显得更为突出。即北方人的“硬朗”在常州人的血脉里，已经融合成为常州特有的气质和传统。另外，江南文化本身也具有尚武的文化基因，江南文化的基础是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尚武好斗的“南蛮”特质依然根植于常州人的血统之中。
其实，除地理、地域因素和特质外，常州人不同于苏杭等典型江南城市的柔绵气质或者从根本上说常州人的血性风骨，更多应该来自常州人的深厚的义理教育和守大节、怀大义的人文传统，来自千百年来常州人骨子里饱含的强烈的道义追求、大义担当和家国情怀，常州的文人学子、士绅百姓自古以来都普遍有着高尚的气节、正直的品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
汉代常州人彭修，曾三次重义轻死，为救太守忠烈捐躯，成为“郡内烈义第一人”；宋代常州人邹浩，曾三谏“立刘后事”，得罪皇帝被削去官职，被称为“忠鲠修洁”的一代直臣；明代常州人唐荆川，因不迎合权臣而被“永不叙用”；清代常州人洪亮吉，忧心国事，上疏直谏，直指群臣，隐批皇帝，被赞为“常州文士最敢直谏者之一”。更有宋元之际，常州军民两万人誓死抵抗元军二十多万精锐大军，且坚守达半年之久，被称为“纸城铁人”。及至近代，常州更有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李公朴等一大批红色英杰，他们个个都用生命捍卫真理，用赤诚坚守信仰。东林党领袖人物高攀龙早在明代就曾这样评价常州人：“天下有事，则毗陵人必有”，也就是说，胸怀天下的常州人，但凡在关系前途命运和家国危亡的大事大局、大是大非中，都会毫无惧色地展现出一个时代担当者的抗争精神与血性风骨。
在常州三千多年的风云历史中，最深重和屈辱的劫难应该是1937—1945年间关系民族危亡的日军侵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对华战争是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14年抗战和8年全民族抗战，是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殊死大搏斗。
在这场劫难中，常州是1937年后全民族抗战时期最早沦陷的地区之一。日军侵占常州，不仅在城乡进行了大面积持续的狂轰滥炸，而且像疯狂的野兽，对和平居民滥施法西斯野蛮暴行。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常州人民备受煎熬，遭到空前浩劫。但在国破家亡、沦于敌手的日子里，常州人民誓死不屈，奋起御侮抗暴，掀起了持续不断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新四军挺进苏南后，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创敌后抗战的全新局面。常州地区军民胜利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苏南敌后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7—1945年，在那艰苦险恶、暗无天日的八年中，日本侵略军穷兵黩武、极端凶残，伪军等反动势力为虎作伥、无恶不作，常州人民处于频繁“扫荡”、残酷“清乡”、多重压迫、朝不保夕的水深火热和白色恐怖之中。但不屈的常州人民依然挺起胸、昂起头，以生命的代价，采取一切手段和方式与敌人进行殊死斗争。
特别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建立起武装队伍，毫无畏惧地投身到抗日游击斗争中，发挥了全民抗战的主动作用。而且，随着形势发展和需要，他们又义无反顾地根据党的安排，危险地打入日伪内部，开展地下工作，在特殊战线通过特殊形式进行特殊斗争，隐蔽、巧妙、灵活、机智地为党工作，与敌斗争。他们经历了血雨腥风，经历了枪林弹雨，经历了险境危局，经历了狱中磨难，经历了生死考验，他们用铮铮铁骨和一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有时还不为人知的英雄赞歌。他们用“生死”证明和体现了常州人血脉中奔涌不息的“刚烈风骨”和“血性担当”，本书所记述的就是当年那一批常州血性儿女的英雄群像和历史记忆。
从我从事党史工作的经历和经验看，我知道，写好这样一本书并不容易。这本书被定位“红色纪实性文学作品”，这就要求，作品必须始终坚持红色主线、红色基调、红色叙事。然而它又是一部纪实作品，这就要求，它必须“以实为纪、纪而实之”，确保作品具有基本和详实的史料作支撑，保证选用史料的准确性、真实性，必须基于真实可靠的基本史料来还原历史的基本面貌。当然，它同时又是一部文学性作品，文学的特性和要求，又应该具备相应的情节和细节，需要叙事的贯通与作品的生动可读。特别是本书以抗战为主题，以党的地下工作为主线，写作中还必须对当时复杂的斗争情形和历史背景做明确、准确的判断与辨析。
好在本书定位为“基于资料史实”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在体裁运用和文字处理上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亦好在地方党史部门在2004年曾组织出版过本书相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常州市委党史工委也曾组织写过《常州武进地区革命斗争史》等地方党史著作，有这些可靠的党史资料和明确的史论观点，一定会给写作者以有力的思想和史学支撑。
这本书的策划者王荣泰先生，是一位从常州走出去的、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报刊出版人。1985年由他创办的《中国剪报》和2005年再度出手创刊的《特别文摘》都是百万份发行量的全国知名报刊。他的新闻敏感和主流文化的引领意识与担当，促使他对红色历史的用心关注，特别是他作为本书主要记述人物之一的革命者的后代，从小耳闻父辈们的革命事迹，有着深入骨子的红色情结，他对父辈们革命品质和献身精神的敬仰，一直保留在内心深处，成为毕生心愿。
这本书的写作者胡军生、徐澄范都是中国作协会员。徐澄范还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家乡人，他最知道家乡运河流淌着的水的味道，他知道运河孕育的不仅是交通发达、商贸繁荣，还蕴含着深沉的人文基因和常州底蕴，他对常州有着根一般的感情、火一般的热情。而作为千百年来常州文人群体中的一员，他们也最能理解和体悟常州人血脉中同时流淌着的儒风与血性，知晓它们融合演化的原因和方式。而且主要写作者都是“60后”，作为火红年代出生、红色信仰教育的一代文化人，他们有着对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的特殊使命与责任担当，特别是他们与父辈、子女同行，在跨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用心见证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沧桑与巨变，作为时代的见证者、思考者和记录者，他们有更纵深的思想、更宽阔的视野，以及独到的观察和认知心路，他们今天以缓缓的叙事节奏，以及沉重的笔调和生动的文字，以一种责任担当，为过去、为当下、为未来记述下了这段不能也不该忘记的历史和人物。
我一直在想，这本书写作出版的意义在哪里？
我想，它不仅仅是为常州留下一段丰富而详实的抗战记忆，为父辈们树起一座劫难年代共同的精神丰碑，其实，它也在为常州人千百年来形成、锻造和赓续的“血性风骨”留存一段特殊的时代印记和群像注解。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