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的情谊： 顾颉刚和常州金氏兄弟

1950年9月，金擎宇赴京参加出版总署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和亚新地学社邹新垓、世界舆地学社屠思聪一起向总署领导提出地图出版工作应由国家来领导的问题。

当时的总署领导嘱咐他们：在努力搞好地图出版工作的基础上，首先把全国地图出版单位组织起来，搞私私联营，创造条件来争取公私合营。这一指示极大地鼓舞了他们。返沪后，金擎宇等3人立即召开地图出版同业的会议，到会的有东方舆地学社、上海舆地学社、大众舆地学社、大陆舆地学社、大中国图书局、华夏史地学社、寰球舆地学社、国光舆地学社、新光舆地学社、新中舆地学社及北京的复兴舆地学社等共计14家。大家逐步认识到地图本身有很强的政治性以及地图事业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重要性，编绘地图用的各种资料又牵涉到国家和国际上的问题等，私人分散经营，不但存在许多困难，而且还难以符合各方面的要求。因此，为了地图事业的发展，必须联合起来，先走上集体化道路，创造有利条件，进而争取早日走上公私合营的光明大道。大家统一了认识，原则上一致表示同意联合。

但在商谈合营细节时，又遇到许多具体问题，在筹备阶段的大小会议中，金擎宇等人不惜舌敝唇焦，反复陈述利害得失，协调各方面的意见来解决联合起来的各种问题。于1951年元旦起先成立私私联营的地图联合出版社，每家先派一人至“图联”工作，借虹口京华印刷厂为临时社址。鉴于“图联”初期在经济上有困难，金擎宇主动提出将当时“亚光”最为热销的“中乙”和“世乙”两种挂图无偿地让予“图联”出版，来维持每月的开支，以促进合营的早日成功。至1953年元旦，各单位始行撤销，全部合并进来，成为私私合营的企业，同时租用上海外滩麦加利银行二楼为社址，核实股金共为30亿元，随即整顿机构，健全组织，公推邹新垓任社长，屠思聪、金擎宇为副社长，葛绥成为总编辑，金振宇为经理部经理。值得一提的是，“图联”成立时，牺牲最大的“亚光”以当时30万元人民币的资产加入，仍占14家私营地图出版社总资产的三分之二，可见，当时“亚光”已经成为全国私营地图出版企业中当之无愧的龙头了。

“亚光”合营之后，“大中国”的合营也进入了议事日程。首先，“大中国”的地图部分先并入了“图联”。1952年10月，顾颉刚向董事会再次提出辞职时，董事会讨论后认为，“本局已向专业分工进行，除地图并入地图联合出版社外，挂图及史地丛书亦须分头合并，此系一年半载之事，在此期间概不改选”。1953年5月31日，董事会因为人员变动进行改选，顾颉刚辞去董事一职，也提出辞去总经理一职，众人劝他“勉为其难，暂为此局”，因为“不久必将联营，则不解决而自解决矣”。这个“不久”很快来临。1953年8月，大中国将“历史小丛书”、《中国通史演义》《五用小辞典》等出版物和广益、北新、人世间出版社三家同业合组“四联出版社”（初名“新通俗出版社”，即日后的公私合营上海文化出版社前身）。又将原来制造地球仪部分的资金、人员划出去独立经营，于同年冬向虹口区工商科申请另组大地文教用品制造厂，由丁君匋任董事长。原来的“大中国图书局”则改名为“大中国图片出版社”，由邹新垓任董事长。1954年8月，大中国图片出版社完成了公私合营，成立了上海教育图片出版社，丁君匋任第一经理，此即日后的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4年5月，金擎宇等人又一次向中央及华东出版行政机关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10月10日，当时已在北京的顾颉刚收到金擎宇的来信，说地图出版社已准公私合营，大约11月可以成立。不久，中央出版总署批准申请，决定与国营新华地图社实行合并，改组为公私合营的地图出版社。至此，全国私营地图出版事业完全纳入了国家的轨道，使中国中小比例尺公开出版地图的公私编绘出版力量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集中，并且进入迅速发展的新时期。此后，“图联”举社迁往北京，在上海设立办事处。金擎宇被任命为经理部副经理，也是新董事会成员和地图出版社社务委员会委员。他由长期从事地图编制工作改行，协助社长沈静芷（兼经理）实际负责全社的经营管理工作。金振宇则被任命为上海办事处副主任，1957年又调任总社行政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全社财务工作，为地图出版社的行政和财务管理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进行不懈的努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就在“图联”申请合并不久，《大中国请求公私合营书》也摆到顾颉刚的面前。1954年，顾颉刚已经接受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邀请，准备北上。2月20日，他向大中国董事会正式辞去了总经理之职。丁君匋劝他，可以让妻子张静秋担任北京办事处主任，“经济上得以帮助”。已经认清形势的顾颉刚认为这等于与大中国事务仍然牵扯不清，“必不能与资产阶级脱离关系”，因此予以拒绝。此前，新成立的四联出版社也想让顾颉刚担任社长，顾颉刚最初还有些犹豫，但他又觉得“政治水准低，怕出岔子”。这时，正在北京的金擎宇专门委托章巽跟顾颉刚说，不要担任社长，否则吃力不讨好。顾颉刚也明白：“与现实政治关系太密切了，现在做了，将来必然骑虎难下，或致身败名裂。”1954年8月18日，顾颉刚到大中国出席编辑出版联席会议，他在日记中记录：“此为予参加大中国最末一次会矣”。至此，顾颉刚与金氏兄弟长达10年的合作正式宣告结束，他的出版梦也到了终局的时候。

这10年间，双方的合作经历了人事的变迁、市场的起落、时局的动荡，却始终坚持了下来。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和金氏兄弟合作正好5年时，顾颉刚曾在自述中评价这段合作“固以营利为目的，但这个目的是公开的，除了公开的竞争之外，再没有钩心斗角的破坏行为。不像教育界人，口头上清高万分而实际上则较及铢锱，为了一点小小的出入而激起了高度的嫉妒，以至鼓动了别人来闻风潮。可惜我进商界迟了，不然我必可踏张元济先生的足迹而前进”。历史不能说假如，如果没有时局的沧桑巨变，顾颉刚是不是能够真如他所想，在金氏兄弟的支持下成为第二个张元济，以实现他的出版梦，已经不得而知。但是这段合作所带来的友情让所有的当事人都收获颇多，终生难忘。

多年以后，金擎宇回忆道，在10年共事中，顾颉刚先生“平易近人，虚怀若谷、诲人不倦的精神，诚挚可感，使我受到很大的教益”。1959年，当初“大中国”的同仁陈宣人在青海劳动改造中去世，顾颉刚得到消息后，不胜感慨，他又想到金振宇、擎宇在新华地图社工作，皆甚进步，振宇且为“红旗手”，以为“当年大中国图书局中人物，以本质不同而结果大异”，可见他对金氏兄弟的本质是认同的。正是对彼此道德人品的认同，使得双方在合作结束之后，友谊仍可以延续下去。

顾颉刚到北京工作后，金氏兄弟随着地图出版社也先后来到北京，两家人经常来往。1955年8月14日，金擎宇夫妇就曾偕子竹君、竹漪、女蓓蓓、蕾蕾到顾颉刚家作客。顾颉刚夫妇也经常步行到金氏兄弟家中，闲坐聊天。这段友情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直延续着，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各自的地位如何更动，即使在十年动乱时期，双方的来往亦未中断。根据顾颉刚日记统计，1960—1963年，提及金氏兄弟约30次；1964—1967年，17次；1968—1979年，21次。1979年5月21日，留在上海的金纬宇来京，偕其兄振宇、弟擎宇来顾颉刚家一叙，这是双方最后一次见面。这时顾颉刚已经是86岁高龄的老人了。不久，顾颉刚身体状况急转而下，1980年岁末，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告别了人世，但他和金氏兄弟的这段友谊，以及他们共同为中国地图出版事业作出的贡献，永远让人铭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