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逢元·芙蓉花外夕阳楼

入印内容难觅，有时翻去半部诗集，却不能找到心仪的句子。芙蓉花外夕阳楼，想来景色很美，常常是断章取义，耐人回味，句出唐人赵嘏诗，前句为“伤心正叹人间事，回首更惭江上鸥”。诗是好诗，前后句落差之大，反衬了四方乞食的游子对人生的真切感受。

王逢元，生卒不详，太仆少卿王韦之子，顾璘《息园存稿》说他“擅海内书名，庄重沉着，脱去佻巧，得钟、王遗法”。与徐霖、邢一凤友善，亦善画，法赵松雪得其神骏。看这方印章气息确有庄重沉着意味，颇为晚明朱文印之典型。

此印在文彭、何震印风笼罩的明中后期，显得比较突兀，开钟鼎文入印的先声。王逢元传世印章此为仅见，但不难看出个中蕴含有其不甘人后的个性特质。“芙”字大篆所无，不得已以小篆字法为之，“蓉”字本假以“容”，采用古文字法，“花”“外”二字作者在古文基础上略有为适应印面的细节变动。整体呈现出一种异于圆朱汉白、装饰趣味极强的面目。

以己意夺之，但凡有开创性的作者，都不甘于沿袭前人成法，且认识与实践并行，见识决定了实践的广度和高度，日日汉印，朝朝文、何，岂有不厌倦之理？

宋元以来，古人对甲金古文研究日深，北宋是金石学兴起的第一个辉煌时期，社会逐渐稳定富足，皇室贵族、士大夫热衷于收集古物，摩挲玩赏、考定释读，蔚然成风。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序中说，“……古文之学，勃焉中兴……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吕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郭忠恕《汉简》、夏竦《古文四声韵》，都为后来的金石篆刻家打开了足资取法的视野。由于当时文人篆刻尚未兴起，古文入印的实践一直停滞不前，直到明代，社会秩序恢复稳定，始由文人大胆尝试发掘、模仿其他古奥奇诡的文字入印，惟失于庞杂。晚明印人朱简否定元人吾丘衍“三代无印”的观点，为先秦玺印正名，继而随着群体认识的提高，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古文字字书——《说文广义》《金石韵府》《六书通》，后来的清政府又组织编订了《西清古鉴》，风气一起，金石学始空前兴盛，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吴式芬《攈古录金文》、陈介祺《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吴大澂《愙斋集古录》、端方《陶斋吉金录》，这些上层知识分子倾尽一生的搜讨考释，把金石学推向了巅峰，伴随着晚清甲骨文的发现，古文字研究达到了空前的高潮。

古文入印的实践，代不乏人，明中期华夏的“真赏”朱印，纯用古文，已具一定审美高度，经过苏宣、朱简、程邃等人的大胆开拓，到赵之谦、黄士陵，已经趋于印外求印的全新境地。因此，王逢元这方古文印在那个特定年代中，是显得分外特出的。另外他以隶书入边款，也富有新意，为后来隶书边款之嚆矢。

篆刻的形式，下迄民国，前人都已极尽探索，一如文字的发展演变，如今，我们似乎已很难脱出篆隶楷草行这个范围（图案印另文探讨），我们能做的就是以前人的经验为工具，对标经典的高度，崇尚高雅之美、展现个人性情与修养。目下所谓的大写意印风，哗众取宠，恐是站不住脚的，文字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会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