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生 文/图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梅先生督促我要记录下一些想法，可对我而言，典型在夙昔，我辈一提笔，便是错漏百出，徒添笑料罢了。2015年至2018年在“文笔塔”副刊写完六十篇《说印》后，思路和方向更趋明确，凡是有关逻辑性的文字已经主动远离，世间的各种大道理也已经不想明白，顺从内心，每日翻看的都是风花雪月的诗文集，一方面是为创作积聚素材，一方面就让自己尽可能活到想象里面去了。古人说，万物过眼皆我有，自以为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记得小时候看博物馆，只希望里面的物什都是我的才好，如今已完全没有这样想法，只剩下“定无后悔唯勤学”这句，身外的东西很难再让人产生浓烈兴趣，只剩自我斗争。也许最贪的是内心的平静？黄苗子先生说，世间一切悲欢离合，都只能用平常心去对待。转念想来，他当然是尚未做到才会说出这话来，所以我做不到当然没什么丢人的。
说到篆刻二字，当然应该是从明代形成流派印开始的。之前的印章还是以功用为主，所以元明间有关印章的著作都是冠以“印“字。目前可见有关印学著作以“篆刻”命名的，最早有清代袁三俊的《篆刻十三略》、陈克恕的《篆刻针度》，篆刻二字，当然是后人对文人治印的一种雅称而已。
文人自己动手刻印，一般认为始于元人王冕，但只是偶然发端，未具规模。沙孟海先生说米芾更早，但也仅限于揣测，赵孟頫只篆不刻，这一般是定论。总之，这些一流文人的参与，保证了印章的典雅高贵，数千年来本色不变，这是不容置疑的。文人真正大量采用石材治印，一直要到明中期，文彭的出现，篆刻合一，文人篆刻进入了一个高峰。赵之谦说“为六百年摹印家立一门户”，这个六百年说得好，明中期以来的这六百年，真是篆刻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当然赵氏原意乃自诩之意）。
艺术史上有几对非常著名的父子，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米芾、米友仁父子，接下来就要数文徵明、文彭父子了。文彭对于篆刻的巨大影响，与他的父辈们分不开。尤其是文徵明，他说“吾之书屋多于印上起造”，明代周应愿说“文运开于李北地，印学开于文茂苑”，说得中肯，文徵明父子是印章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文人们对印章的珍视可能是传统文化中唯一一种未受到其他文化侵蚀、始终没有动摇的一种寄托了。就从文徵明说起吧。
今天我们可以从博物馆书画原作以及古代印谱上看到前人的手迹刀痕，上海博物馆有常设印章展厅，汇聚了大量经典的文人篆刻实物（明清以来文人篆刻主要集中于松江、苏州、南京这些地区）。是全方位的篆刻教科书。每每立于展柜前细赏那一枚枚璎珞宝珠，如对古人，宠辱皆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