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纯粹从孩子的视角来看，“让非婚生子女办理生育登记”这一话题本身没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理当如此。孩子无法选择出生，来到人世的每一个孩子，理应享有同等的各种权益。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早已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仅仅是落实法律规定而已。
因此，从保障孩子公民权的角度出发，笔者非常赞成该政协委员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规定“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应办理生育登记”，从生命之初，就不让非婚生子女受到歧视与伤害。同时，完善制度，也能进一步维护非婚生育女性的合法权益，使其更好地享受相应的公共卫生健康服务，体现对于“母亲”这一伟大社会角色的照顾和关怀。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一直在从制度层面调整和优化生育管理。在实行“二”孩政策之后，计划生育时代的产物——“准生证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改为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其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于准生证。准生证，重在审批；生育登记，则重在生命登记。2020年11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广东、陕西、四川等地关于“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的政策已经落地，这一政策让生育登记制度回归本源，那就是为每个人提供平等而优质的生育服务、为国家提供精准的人口数据，从而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在人口负增长的大背景下，放宽生育登记，意味着鼓励“未婚生子”。笔者认为，不然。首先，新的生育登记将生育和婚姻脱钩，它更多的是一种基于结果的托底保障。其次，“未婚生子”是否会大量增加，主要取决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和整体舆论环境的引导，而与生育登记制度关联性并不大。第三，放宽生育登记，对于提升人口出生率，作用甚微。提高民众生育意愿，关键在于降低大家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就像事物普遍具有多面性一样，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但生育政策的开放，对生育保障的不断加强，是大势所趋，能让人们真切感受到公共服务的温度，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