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城东门外40里，有个芙蓉圩。芙蓉圩水网密布，稻田纵横，交通方便，民风淳朴。我家就在芙蓉圩周刘家村。上世纪40年代，父亲刘金宝机智灵敏，不怕牺牲，同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我们最喜欢听父亲讲战斗故事。
我们家是独门独院，后门是稻田，门前是河道，不与村上民房并排，人来人往不易被发现，遇紧急情况可以及时脱险。在新四军和地下党的引导下，父亲迅速成为革命积极分子，冒着坐牢杀头、倾家荡产的危险协助工作。我们家成为传递情报和接送地下党干部的交通联络点。
1944年，日本鬼子和伪军对澄西武进江阴地区实施残酷的“清乡”，10户为甲，甲内村民实行联保联坐，一人出事，全家坐罪，全甲受累，没有良民证即视为“匪”，立即关押刑讯逼供，甚至无故杀害。
4月的一天傍晚，地下党领导戚拯路过芙蓉圩，在我家落脚歇息，日伪军突然到村子搜寻抗日分子。奶奶让戚拯把枪支藏起来，并让我父亲到村上去观察动静。戚拯刚把枪支埋到院子里栀子树下，突然门口一阵狗叫。“不好，他们来了！”奶奶急中生智，一把将戚拯拉到后面灶屋，抓起一把土，往他身上脸上胡乱抹了下，塞给他一把火钳，让他蹲在灶膛里装作生火。不到两分钟，院子门被踢开，一队伪军闯进家，里面还有个穿黄军装的日本鬼子。领头的伪军恶狠狠地问：“最近有没有陌生人来过？”奶奶沉着应答：“我们都是老实巴交良民，哪来陌生人？”东洋鬼子指着灶膛里的戚拯，叽里呱啦，伪军头目狗仗人势，问：“他是什么人？”奶奶答：“是我寄儿子，我家屋旁的鱼塘明早要干塘卖鱼，今朝叫来帮忙的。”鬼子走到戚拯面前，见他灰头土脸，正要继续盘问，我父亲疲惫兮兮地跑进屋：“哦唷，这么多人啊！”并装作很累的样子：“妮娘，水车要往鱼塘里挪一挪，抽不上水了，我一个人弄不动，让阿哥帮忙吧。”父亲看了眼戚拯，戚拯心领神会：“好个，寄娘，我们去弄一弄。”见一家人不慌不忙，伪军头目盘查了下良民证，和鬼子交流了下，朝父亲吼道：“给我们留几条大鱼啊！明天送到新安东街祠堂来，否则，把你抓起来！”父亲装作很害怕的样子：“好个好个。”然而，狡猾的伪军头目并没有立即离去，而是尾随父亲和戚拯来到鱼塘边，看着两人赤脚跳进池里，熟练摆弄水车，满脸泥水，觉得不像是抗日分子，才离去。多年后，父亲告诉我，那天到村上，他发现日伪军已经朝我家走去，来不及通知戚拯转移，便躲在屋旁听了会儿动静，急中生智想了个办法，成功帮戚拯解围。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机智灵活的成功脱险，我们家成了新四军和地下党频繁来往、安全歇脚的交通点。上世纪60年代，我在老宅屋后锄地，经常刨出一些子弹，我通过大队领导全部上交。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抢占胜利果实，阴谋发动内战。为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按照中央指示，澄西地区的新四军北撤长江以北。众多新四军干部专程到我家告别，提醒父亲形势已经变化，要防止反动派迫害。在白色恐怖下，留守的地下党仍然坚持英勇斗争，继续巩固发展革命力量。
1946年10月的一天，地下党武工组组长陆行和丁川宝路过我家歇息住宿。次日晨，父亲出门观察是否安全，远远发现一队国民党保安队员正朝村子走来，父亲立即回屋告知陆行、丁川宝，两人决定迅速转移。走大门容易让敌人发现，后门是一望无际的稻田，芙蓉圩地势低洼，稻田里经常积水有一二尺深，时值收稻季节，村民们把收下的水稻扎成一个个小把，架在竹子扎成的三角架上，待干后收回家。稻田里犹如站了一群群稻草人，人在田里活动不易被发觉。父亲快速拉来一条小木船，拖进稻田里，让陆行、丁川宝坐船上，自己赤脚蹚水推船前行。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个时候，三人紧张得都能听到心跳声。穿过稻田，越过一条小河，到了何家村，父亲把船停在河边一棵大柳树下，让陆行、丁川宝趴在船舱里，自己则悄悄溜进村观看动静，确定没有敌人后，回来告知陆行、丁川宝上岸，安全转移。
我家经常有陌生人来往，加上抗日战争期间是新四军歇息联络的交通点，这些引起了特务分子黄振兴的注意。黄振兴抗战时参加过忠义救国军，日寇投降后当上了国民党反动派锡武澄联防队队长，欺男霸女、无恶不作。1947年7月的一天早上，黄振兴伙同国民党保安队突然闯进我家，搜查有没有地下党隐藏。当时，母亲正怀着我，即将生产，黄振兴恶狠狠地威胁，如果不说实话，就把我父亲抓走。母亲很镇定：“我们一向安分守己，不知道什么地下党。”奶奶寻思这帮家伙是来敲竹杠的，就把刚捉到的两条大乌鱼拿出来：“我们家也没什么东西，刚捉到的，新鲜，给大家尝尝。”黄振兴一把推开奶奶，命令手下把父亲用麻绳绑起来，押送到江阴沿塘保安队。
到了保安队，敌人对父亲严刑拷打，先按在老虎凳上拳打脚踢，后又用皮鞭抽，反复拷问，要求父亲交代是如何与地下党联系的，为什么要帮共产党。父亲被打得浑身是血，多次晕死过去，被敌人一次次用凉水泼醒，却始终坚强不屈，坚称自己是个普通乡民，不认识地下党。敌人又把父亲吊起来，不断用皮鞭抽打。时值夏天，蚊虫苍蝇叮咬着血淋淋的伤口，父亲咬着牙，始终不交代。到了深夜，一名保安队小头目刑讯不成，恼羞成怒，顺手抄起旁边的一条扁担，朝父亲腰部抡打过去，父亲大叫一声，晕死过去。正是这一扁担，让父亲落下了腰部一到阴雨天就疼痛的病根。
第二天，地下党组织闻讯父亲被抓，立即研究营救办法。首先通过内线找到保安队里的进步队员，让其不惜代价保证父亲生命安全，同时在驻地放出风声，父亲不像地下党员。后又凑足了两小袋稻米，3块银元，让奶奶找到保长，请保长作保，请求保安队放人。地下党决定着手锄奸，除掉特务分子黄振兴。
保安队刑讯逼供了两天两夜，父亲始终没有交代，加上队长私底下收受了银元稻米，三天后，父亲被放了出来。奶奶请村上人用门板把父亲抬回家，父亲已经奄奄一息，母亲伤心不已。一方面让父亲安心养病，另一方面考虑到母亲即将生产，更要防止敌人反扑。奶奶决定让父亲躲到我大姑家，托付我大姑照料，对外则称，父亲到城里看病去了。
数天后的一个夜晚，陆行、丁川宝去参加一个地下党会议，路过我家，准备住宿一晚。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枯草（益母草）的味道，陆行笑着对奶奶说：“是弟妹快生了吧，恭喜恭喜啊。”奶奶开心道：“是的是的，搞了点枯草，烧热水，接生婆马上就来。”陆行、丁川宝觉得不好意思打扰，决定不再住宿。这时，大姑气喘吁吁跑进屋，说特务分子黄振兴出现在其姘妇家，今晚可能住在那，住宿点就在大姑村上。陆行、丁川宝觉得这是个锄奸的好时机，立即和大姑来到黄振兴居住的地方。此时，父亲正拖着伤体，硬撑着躲在草垛里，密切监视黄振兴动向。父亲向陆行、丁川宝指点了黄振兴住宿的地方，介绍了出入踪迹。丁川宝让父亲赶紧回大姑家，不要暴露，和陆行持手枪悄悄进入黄振兴屋子。陆行用蒙着红布的手电照着前行，一直到床边，用枪管挑开帐帘，低声喝道：“不许动！”黄振兴吓得瘫倒在床，陆行、丁川宝跳上床，拉起黄振兴，往他嘴里塞了块布头，用枪抵着后腰往外走。两人押着黄振兴来到一处偏僻的芦苇荡，陆行一一历数了黄振兴罪状，黄振兴跪地求饶，只听一声枪响，反动分子黄振兴被当场镇压，陆行、丁川宝随即挖了坑予以掩埋。
诸如此类的革命故事还有很多，每次听父亲讲时，我都胆战心惊，同时对奶奶和父母亲视死如归、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充满敬意和自豪。解放后，父母没有向党提出任何要求，继续默默无闻从事种植和养鱼。后来父亲考上了上海水产学院，被分配到吉林大安新荒渔场工作，退休后回到芙蓉老家，直到离世。
父母亲一直认为，与那些牺牲的革命同志相比，自己是幸运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有地方史志工作人员上门找到退休在家的父亲，采访当年我们家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的感人故事，后来再现于《澄西风云》一书。这也成为我们刘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