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兄是我大伯父家的儿子，名叫蒋雪芹，比我整整大十八岁。当我刚出生，还在母亲的襁褓中吃奶时，他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战士，赴朝鲜参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保家卫国。
在1952年的一次战斗中，堂兄不幸被炮弹片击中臀部而光荣负伤。在朝鲜短暂治疗后，就被护送回国，在辽宁大连部队医院住院，进行治疗康复半年多时间，于1953年佩戴荣誉军人的徽章，复员回到了家乡常州。
堂兄家就住在我家东隔壁。听我姐姐讲，堂兄复员回常时还带回来一位东北姑娘，说是在大连医院住院时相识的一名医院护士，两人情投意合成为情侣。堂兄康复回常时就跟随来到常州。
当时我还在吃奶，长得白白胖胖很逗人喜欢，堂兄就和他的女朋友经常来我家抢着抱我，他们两人可喜欢我了。可是好景不长，这位东北姑娘在常州大概没住上半个月，有一天，堂兄家突然来了两名穿军装的公安同志，说她与国民党特务有关联，就把她带走了。这样堂兄的第一次婚姻受到挫折后，在他的精神上留下了一团阴影。本来活泼开朗的年轻小伙变得优柔寡言，后来有好多年都不肯找对象。
堂兄回到常州没多久，就被分配到戚墅堰机厂工作。在自家老房子没住上几年，堂兄与大伯父发生矛盾，就在我家西南王家场租了一间房子，搬出了自己的家宅。小时候我还经常到堂兄家去玩，堂兄也非常喜欢我，总是拿出糖果和饼干给我。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堂兄年龄也逐渐大了，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武进的姑娘李兰春。恋爱半年多后决定在1962年五一节办结婚酒席。
堂兄结婚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年代，许多人家饭都吃不饱。但为了办好堂兄的婚宴，大伯父到处向亲戚朋友借钱来筹备婚礼酒席。那时候的我还年小不到十岁，记得堂兄的婚礼和酒席都是在租赁的住房里进行的，还请来了本镇有名的厨师掌勺（那年代办婚宴多是在自己家里进行），婚礼酒席办得很是热闹。发出请帖邀请参加酒席的亲戚朋友约有四十人，八仙方桌五桌。请帖上还写着一个特殊条件，要求参加婚宴的人还需带上米或粮票（当时规定居民户口有粮票供应，农业户只有生产队分的口粮稻米）。
我还记得办酒席那天，我母亲只带上我一个人。我亲眼看到母亲带上五元钱和一斤粮票，交给大伯母。因我们两家是叔伯兄弟，大伯母只肯收五元钱，不肯收粮票，硬把一斤粮票还给了我母亲。
但是到了办酒席当天，除了发帖邀请参加酒席的人之外，还突然来了十余人，说是大伯父的朋友，各自带上了一小袋米，不请就坐上了酒席桌。因为是办喜事，又是大伯父的朋友，又不能赶他们走。我听大伯母和我妈说，人数和桌数都是原先定好的，一下多出了十多人，这下真急坏了堂兄一家子。大伯父大伯母急忙到厨房跟掌勺大厨商量咋办。
掌勺大厨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叫我伯父伯母不要着急。他把原先每桌配好的菜都匀些出来，另外差人搬来两张方桌置于租房的明堂中。到中午一阵鞭炮响后，酒席就在热闹的气氛中开始了。
在自然灾害的年月里，那时的人应该都是饿怕了。还没到热炒和大菜上来，桌上的冷盘就一抢而空。接着厨师炒一个菜端上桌，一桌人就你一筷他一筷，眨眼抢了个精光，等到上米饭时，桌上都没有了搭（常州方言）饭菜了。这下有几桌酒席的人开始嚷嚷着讲出难听的话来了。这下又难为了大伯父大伯母，又去和大厨商量。这大厨灵机一动，看到院子里捡剩的一堆芹菜根，就叫帮厨的人赶快去把芹菜根洗净剪去根须，快刀切成丁块，然后起油锅下菜根，放入糖醋佐料勾上芡。不一会儿，一道说不上名的菜就端上了桌。大厨怕一道菜还不够，又把杀鸡时留下的鸡血做成一道酸辣汤，撒上绿油油的葱花一同端上桌来。喜酒席上的人看到一菜一汤上桌，喜上眉梢，和着饭大口吃了起来，都连声说这菜这汤好吃下饭，还一个劲去问大厨师这是啥菜这么好吃。掌勺大厨眯着眼笑着说：“传家名菜，无可奉告。”喜得在一旁帮厨的大妈大婶笑弯了腰。
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堂兄堂嫂前几年已相继过世。但小时候我参加堂兄婚宴那热闹风趣的场面时而会浮现在我眼前，真是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