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坛县中（江苏省华罗庚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20世纪60年代初红极一时，老校长胡赓代表学校参加过当年的全国文教群英会。这所学校，因为出了个世界闻名的大数学家华罗庚及多位中科院院士、多位省部级领导，还有不计其数的大国工匠、全国劳模而闻名遐迩。
1973年春学期，我有幸在金坛县中教过半年初中英语课。不，准确地说，不到半年，只有4个多月。每每想起这件事情，我都有些茫然。因为，我只是一个1966届的高中毕业生，没有任何专业擅长，居然会被调到金坛县的最高学府去。
直到今天，我仍百思不解。1973年，我才当了4年教师（3年民办教师、1年公办代课教师），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而且，当教师的4年里，还有一年多是教的小学语文和数学课。全县那么多优秀英语教师，难道我的额角头就那么高，一下子被红绣球砸中了？
当然，有些事情的发生，我想总是有它的前因后果的吧。我走上教育工作岗位时间虽然不长，我的学历虽然不高，但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时期，我的经历还是有点与众不同的。
我是1969年6月23日夏忙假结束时被大队推荐当上民办教师的，在自己的大队小学——建峰小学教了一年多书。第二年暑假，我就被抽调到县英语学习班学习了。那时候，初中教育遍地开花，英语教师奇缺。我们公社办有一所完中、3所戴帽初中即小学的基础上增设的初中，公社共派出4位学员，我就是其中之一。
在学习班20多天时间，我认识了好多金坛教育界的前辈和英语教学的行家里手。其中，有两位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怀的。他们，是我的恩师、我的知己，对我有知遇之恩、师生之情。我们，也可以说是忘年交。或许，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俩推荐我去金坛县中的。
一位是刚刚恢复职务的金坛县中副书记段锁庆，他是1970年暑假英语学习班我们班的班长。那时候，学习班经常有大组讨论。只要有大组讨论，他总是指名让我上台发言。看上去，他很欣赏我。
1972年，我们俩和另外两位教师孟济元、王小火同时被县教育局抽调到县里写教育工作总结。4个人写4篇文章，各有题目、各负其责，住在县第一招待所。在一起大概有半个月时间，段锁庆老领导对我更加了解了。
另一位是金坛县中英语教研组组长徐文焕老师，他是1970年暑假英语学习班我们班的辅导老师。由于我初中、高中学了6年英语，在学习班上，无论是笔试，还是口试成绩，我都名列前茅。他在黑板上板书新的单词，都叫我给大家范读或领读。课堂提问，也经常指名让我回答。
徐文焕老师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上课轻言慢语。有些学员基础较差，他总是不厌其烦，从来没有急躁过。他对我更是关爱有加、十分器重。有一次，他特地把我叫到他沿河东路的家里，从书架上拿了一大摞英语书籍送给我，对我寄予厚望。
从英语学习班回来，我被调到离家6公里远的巨村戴帽初中教英语和语文课。过了一年，我又被调到登冠中学当了英语专职教师，从初一教到高二。工作3年，我换了3个地方，从小学到戴帽初中，从戴帽初中到公社中学，连跳两级。我的身份也变了，由民办教师转为了公办代课教师。
1973年初，金坛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刚调来的县委书记费铭钊带领领导班子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对教育进行了大力整顿。“文革”期间被撤职的学校领导一律官复原职，被调动的中小学教师一律各就各位。我是1970年从巨村学校被调到登冠中学的，按照政策，我重新回到了巨村学校。
然而，回到巨村学校不到一个月，县教育局一纸调令，把我从戴帽初中调到了金坛县中。当时，我真的蒙了，明明是把我从公社中学放到大队学校去的，怎么才几天工夫，我又从大队学校被调到县中去了呢？这次调动，出乎意料，也非同小可，巨村大队为我举办了一场热闹的欢送聚会。
就这样，我这个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籍籍无名的26岁的乡村教师，莫名其妙地被调进了城，被调进了全县最高学府。到了县中我才知道，我的恩师徐文焕老师被调回武进老家了，学校缺了一位英语教师，很有可能就是他推荐了我。
到了县中，我被安排上初中4个班的英语课，我又成了专职英语教师。
在县中，我们7个教师挤在一个小小的综合办公室里。这个办公室，除了英语教师，还有一位政治教师和一位地理教师。那时候，教研活动不十分正常。除了备课、上课，就是政治学习，教研组徒有虚名。不过，赵士太和赵培珍两位老师，却经常讨论教学问题。他们俩，成了我的偶像。
那时候，学生不上晚自习，教师也不晚办公。吃过晚饭，要么几个住校的教师聚到教师宿舍院里谈天说地。教师宿舍院里，每家每户都安装了电表。为了节省电费，多数宿舍都点了蜡烛。要么就聚在学校大门口侃大山，小道消息、坊间传说、天文地理、乡风乡俗，无所不谈。
当然，华罗庚的话题是经常被提及的。当年，总务处有个吴师傅，矮墩墩的个子，逢人一脸笑。他们说，那是华罗庚的小舅子。华罗庚的父亲是丹阳访仙人、华罗庚是19岁生伤寒病瘸了脚的、华罗庚点蚊帐眼是出了名的——这些逸闻趣事，都是吴师傅说出来的。
我在金坛县中的时候，两三个星期才回去一次。每次回去，十多公里路，都是步行。暑假中，8月5日发工资，我也是步行到学校的。也就是那一次，在与几个教师交谈的时候，听到一些我要被调回登冠的消息。问段锁庆副书记，他宽慰我，没有的事情，是登冠中学校长向教育局要你回去，我们根本不同意。
暑假学习班快结束时，段锁庆副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替他写一份暑假学习班总结报告，并暗示我，以后要准备改行教政治课。当晚，按照段副书记的吩咐，我把总结报告写好交给了他。他看完之后对我说，写得很好，我明天在全体教师会上要用的。
8月31日，学生开学报到，我领到了新学期的学生花名册、作息时间表和新课本，并被安排当初二（1）班班主任。9月1日，正式上课。下午，英语教研组在教室出黑板报，有个学生气喘吁吁地跑来，叫我到校长室接电话。接了电话，我才知道，教育局有要紧事找我谈。丢下电话，我便三步并作两步，向县政府大院跑去。
到了那里，整个大院政治学习，门卫不让我进。我向他说明原委，他打电话到教育局，教育局来人在大院东边的接待室约见了我。他一看到我，就自报家门，说，我叫王庭忠，教育局人事干部。接着说，我今天叫你来，不是以组织名义，而是以我个人名义请你帮个忙。
然后，他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他说，上学期期末，登冠中学就向教育局提出，要你回去了。然而，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不能草率决定。我们就叫他们先与县中协商解决。可是，他们几次登门，都被县中拒绝了，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也是刚刚恢复职务的登冠中学老校长钱鸿钧，一气之下，便到教育局掼纱帽了。他认为，教育局偏袒县中。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双方僵持不下。甚至，登冠周边的几个老校长，也为钱鸿钧校长打抱不平。
万般无奈之下，王庭忠说，我只好出此下策，让你多受些委屈了。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边受气，两边都不讨好。县中校长仲文，是抗战时期的延安老干部；登冠中学校长钱鸿钧，是登冠中学创办时候的首任校长，我都得罪不起。你如果回去了，我可以跟县中说，是你自己强烈要求回去的。
接着，他又说，你今天回到县中，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也不要跟任何人打招呼，尤其是学校领导。明天一早，你悄悄地从学校旁门出去。那里，会有人接应你的。果然，第二天清晨，我打好背包，悄无声息地走出学校旁门。一看，登冠中学闵志平老师，已经拿着扁担，站在门外等候我了。
就这样，我悻悻然地、默默地离开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金坛县中。
那一天，是1973年9月1日，是新学期开学上课的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