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甲先生的印象，对于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我，无疑是从小时候收听、收看以他为主改编和导演的京剧现代戏《红灯记》得来的，以至于现在每当听到《红灯记》中熟悉的唱腔时，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往事：将近50年前，我第一次观看现代京剧《红灯记》，从此以后就一直对其中很多经典唱段——《听奶奶讲革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浑身是胆雄赳赳》《雄心壮志冲云天》《光辉照儿永向前》等记得很熟、很准。这几十年来，我时常回想剧中的英雄人物李玉和、李奶奶和革命后代李铁梅的唱腔，感悟他们唱词的深刻内涵。
常州历史悠久、文韵深厚、人杰地灵，在各个时期、各个行业都涌现出大量的名人大家。珍贵的文化名人的档案、资料不仅丰富了馆藏资源，更有助于查考利用、文化传播，为常州增加文化魅力。近年来，常州市档案馆发扬“钉钉子精神”，将地方名人档案的收集整理作为丰富馆藏、佐证历史的重要途径。我于2015年6月被组织委派，来到档案馆做了档案人，便与档案资料收集结下不解之缘。对档案工作的认识逐步加深：在当今社会，档案征集需要主动性，要改变以前“坐等收货”的被动征集状态。因为档案资源建设明显具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特征，只有开通各种渠道广泛征集档案，才能不断地丰富馆藏。于是我开始留意从常州走出去的名人大家，经过调研、思考，阿甲遂成为一个理想的征集对象。
三载春秋，流金岁月。2019年1月，寒风凛冽，常州市档案馆征集人员一行抵达位于京城平安里的国家京剧院收集常州籍京剧名家阿甲档案资料，受到了张亚峰副院长的热情接待。国家京剧院经过前期的收集梳理，提供了《阿甲：戏曲事业的改革者和创造者——阿甲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综述》《首都戏剧界纪念阿甲百年诞辰》等若干资料的复印件、《阿甲先生百年诞辰纪念（1907—1994）》邮折两件和《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延安平剧院演出剧本集》《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延安评剧院纪念文集》等档案文献。此次北京之行，不仅使我第一次走近京剧，更是第一次这么近地了解阿甲先生，这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做好阿甲档案征集工作的信心。2019年2月起，常州市档案馆先后走进阿甲先生的长子符挺军、次子符丐君家中，就建立阿甲先生专题档案事宜与他们倾心交换意见。自此我与他们兄弟二人开始了交往。挺军先生每次见面都非常亲切，一再向我介绍：从1959年到逝世前的1994年间，阿甲随手记下的一些感想，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精华所在，值得重视、研究。挺军先生还赠给我由其兄弟和阿甲弟子王永敬共同整理完成、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阿甲戏曲笔记》。2019年7月19日《人民日报》第20版刊登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戏曲学院研究所所长傅谨题为《如何让更多人“看懂”“听懂”戏曲》一文，挺军先生看到后，随即给我打来电话，转述了文中所说：“现代学术形态的戏曲研究始于王国维，现代学术形态的戏曲规律总结至当代才逐渐系统化，焦菊隐、阿甲等艺术家都有这样的理论意图……”接着，《读书》2021年第7期再次发表傅谨教授《阿甲的“朝天蹬”之思》一文：“改革开放之后又过了几年，他（阿甲）得以摆脱各种政治纷扰，展开自己的理论研究，在戏曲表演和导演美学的思考和研究方面堪称第一人。”这些，让我进一步认识到阿甲戏曲笔记的价值所在。丐君先生也先后多次不厌其烦地与我介绍他倾心整理阿甲笔记的进展情况。
两年间，常州市档案馆陆续扫描了大量阿甲先生的戏曲笔记、名人信札、珍贵照片等，及时制作了复制件分别回赠挺军、丐君兄弟二人，并多次登门走访沟通。年逾八旬的二老最终被常州市档案馆的诚意打动，他们对常州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非常信任，认为常州市档案馆是阿甲先生档案史料的最好归宿，于是，2021年9月正式签署《阿甲先生档案史料捐赠协议》，使阿甲先生的档案史料全部回归故里，由常州市档案馆永久保存。
当然，档案征集中的艰辛和不易也是常人难以理解的。我们能够把阿甲的珍贵档案征集进馆，所付出的耐心、诚心、艰辛、汗水可想而知，所展示的档案人的坚持、执着、诚信、值得托付的品行也不可或缺。实践表明，征集社会散存的珍贵档案和史料，加以科学整理和保管，犹如连缀起一颗颗散落的珍珠，是一件功在当代、惠及后人、意义非凡的事情，值得我们档案人去努力、去付出！
根据几年来我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情况，我有两点深刻的感受：一是公众对档案部门的信任程度会对档案征集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在开展档案征集工作的时候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理解、支持，他们特别愿意把自己的档案资料存放在制度健全、设施先进的档案馆，他们对这些资料非常珍惜，觉得放在档案馆保管更加安全、放心，尤其是自己百年之后。因此，档案部门应该采取相应措施着力提高自身的公信力，这样更加有助于档案征集工作的开展。二是公民的素质和思想境界也会对档案征集产生很大影响。往往那些老专家、老同志会更加配合工作，因此在选择征集对象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他们，这样也可产生示范和榜样效应，使后面的工作可以更加顺利地开展。当然，征集的时机也很重要，他们多已是耄耋之年，档案部门应该及早动手征集，而不是等百年之后再采取行动。
档案征集工作是一件需要耐心、恒心的“差事”，是档案资源建设的途径之一，在保护历史档案资源、优化馆藏结构和丰富馆藏内容等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档案中蕴含着人类社会活动的各种信息和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经验的总结，是珍贵的精神财富。档案的价值在于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利用，使档案成为一种“活”的文化。为此，想尽一切办法，一点一滴地将其做好。常州市档案馆今后还将继续加大征集力度，征集更多文化名人的档案、资料进馆，努力推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档案文化精品，为文化常州建设增添强大助力。
“一部剧，一辈子。”通过《红灯记》这部剧，让当年幼小的我们接受了革命历史传统教育，那是我们共同的时代记忆，也是那个年代里的一抹亮色，让人难忘，温暖一生。所幸我得到了文化和旅游部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主任韩向阳、常州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沈建钢、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王援等的热情帮助，他们对我有求必应，还提出很多有效建议，他们的帮助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令我感动。至此续编出版之际，特别感谢符挺军和符丐君二老对我们档案工作的理解和信任，更有幸的是，这部书稿得到了梅兰芳纪念馆毛忠同志、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王红同志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引导、付出和帮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该书不可能面世！
把中国传统艺术的道理“讲清楚”“传下去”，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家义不容辞的重任，也是档案工作者的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