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懿
“‘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这是很多人熟知的中学课文《陈奂生上城》里的句子，透过朴实笔墨，读者触摸到了这个活灵活现的中国农民形象。
算起来，刻画农民灵魂的高手、常州籍作家高晓声去世已24年了。家住横山桥东风村董村的丁保林，与高晓声有着40多年的交往。高晓声生前，丁保林是患难之交、忠实朋友；高晓声身后，他参与筹划高晓声研究会，纪念和研究高晓声。他家白墙黑瓦的老屋，曾是高晓声创作的一个“根据地”，被常州经开区文学协会挂牌为创作基地，《李顺大造屋》等作品在这里写就。
不久前，在常州经开区文学协会主席陈东平的引荐下，记者来到丁保林的家中，听他追忆“患难之交眼中的高晓声”。
每天“挤”出口粮留给高晓声
阳光暖暖的，洒满古色古香的三开间小合院。客厅里，82岁的丁保林捧着一叠泛黄的纸页慢慢翻看，那些是高晓声的创作手稿。他指指墙上几幅书画对记者说：“由于高晓声的关系，我和莫静坡、董欣宾、陈开明等书画名家成了朋友，他们常到我家来写字、作画。”
推开西厢房的门，当年高晓声伏案写作的黄色写字台、曾坐过的藤椅静静安放，墙上的合影中，高晓声与丁保林一家子站在一起，笑得开怀。
“虽说时间已过去多年，可我总忘不了和高晓声那‘穷兄弟’间的旧情。”丁保林对记者说，去年常州设立了首届高晓声文学奖，令他心潮澎湃。提起高晓声，丁保林有说不完的话，40年的时光倒转，往昔场景历历在目。
“第一次见高晓声，只记得他‘土头土脑’的。”上世纪70年代，丁保林在新安采石厂工作，他爱读书，有写作梦。一次，他参加郑陆三河口中学召开的业余戏剧创作会议。工作人员对一个“土头土脑”的人喊了一声：“高老师，你也来啦！请到前边来坐。”那人坐在最后一排，摆了摆手，并没有动身。丁保林一打听，才知道那人就是自己仰慕已久的作家高晓声。
散会时，丁保林一把拽住高晓声，攀谈起来。因两人都是从南京回乡当农民的，感情上一下就缩短了距离。高晓声说：“我俩交个朋友吧！”
当时，高晓声被划成右派，遣送回老家郑陆董墅务农改造，他一边当中学教师，一边干着农民的体力活。丁保林工作的厂里有锅炉，可以烧热水，便约他来厂里洗澡，两人互相擦背，贴心的话越说越多，渐渐成为莫逆之交。
“高晓声第一次来家里，是在大冬天，他穿着黑色棉袄，一根绳子系在腰间，客客气气的。”丁保林的妻子是月芳说，那天中午本来全家喝粥，没有准备菜。为了招待高晓声，她出门跑了一圈，买了一斤半百叶，从地里拔了萝卜，腌菜缸里捞了一碗雪里蕻，鸡窝里拾出3个鸡蛋，找来一碗黄豆。她觉得还不够，想起邻居媳妇在坐月子，就去敲门借来一块咸肉，约定下个月还。这样，中午饭菜总算解决了。
那时，家家生活都困难。高晓声扛着7口之家的重担，粮食不够吃之际，还曾捞鱼摸虾，破帽遮颜售于闹市。是月芳就在自家厨房的灶台旁放了一只罐子，每天淘米前，从全家的口粮中抓一把米放进罐子，“挤”出些粮食留给高晓声。
在发票单上，写下《“漏斗户”主》
有一天高晓声突然到丁保林厂里来，说想要写东西了，可家里一张纸也没有。丁保林就找了几本开发票用的旧三联单给他。
过了些日子，丁保林去看高晓声。一见面，高晓声就把一叠写满字的三联单递给他，说：“你来得正好！我一夜未睡，刚刚写完这篇小说。你坐在这里慢慢看吧，我要去困觉了。”
丁保林一口气把《“漏斗户”主》读完，拍案叫绝。等高晓声醒来之后，丁保林感叹：“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的写农民的小说，你赶快投给《人民文学》吧，保证会引起轰动！”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晓声的生活积淀与思想火花交融碰撞，文思泉涌，作品井喷。《陈奂生上城》写出了继《阿Q正传》后江南农民的典型，一时成了文坛焦点。为了安静写作，在丁保林的建议下，高晓声带着一叠稿纸和生活用品搬到了董村的丁家。丁保林一家则搬进了旁边的老宅。
高晓声有连续写作的习惯，最长一天可写十七八小时。创作时，他情绪激荡，吃不香，睡不着，日夜不安，一直到小说完成，才收神放心。
一开始，他坐着硬板凳写作，几天下来骨头疼。丁保林便赶往焦溪镇上买回一张藤椅，作为他的专席。
丁保林回忆，谈到为何写陈奂生这个角色，高晓声说，写文章的人要有寻找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念和热情，“‘漏斗户’主陈奂生饿着肚子在熟人家中低头默坐的场景，是我的化身。我内心有强烈的震撼，所以请他在文章里当主角。”
丁保林曾给高晓声讲过一件厂里的趣事：有个跛子与一个身体强壮的职工比赛长跑。丁保林在途中偷偷让跛子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搭载着跛子骑了大部分赛程，最后跛子“赢”了对手。想不到，高晓声据此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小说《快乐》。
重情的他，总惦念家乡和乡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高晓声已是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了。但他仍每隔一段时间就到丁家，写上十天半个月，完成预定写作任务再离开。
两人在厂里洗澡，高晓声露出的手肘上，有块又黑又硬的老茧皮。他开玩笑问丁保林：“像不像马蹄铁？”丁保林说：“你是一匹千里马，要腾飞了！”高晓声笑着回答：“即使腾飞到国外，我也是中国人，永远喜欢和你这个‘穷兄弟’一起擦背！”
后来，高晓声长住在南京省作协的宿舍楼，候鸟似的飞来飞去，但他和丁保林还是密切来往。有一次，他告诉丁保林，他与徐州一家煤矿的老总很熟，想为新安采石厂搞些价廉质优的煤来，为董墅铺一条可通汽车的石子路。“他总惦念着家乡，想尽力为乡亲做点事。”丁保林说。
1988年，丁保林的小女儿被电子设备厂录取，但要交800元作为助厂资金。丁保林夫妇盘算借钱的事，刚好被从广州回来的高晓声听到，他立刻放下行李说：“我马上回家拿，明天早晨回来！”话音刚落，便将袄褂紧了紧，一头冲进寒风中。第二天一早，高晓声把钱交到丁保林手里，丁保林一数，发现是805元，便把多余的5元钱还他。他摆摆手说：“没来得及细数，多了就算你的啦！”
丁保林陪是月芳去南京看中医，住在高晓声家里。当时高晓声也生病，住在省人民医院。丁保林夫妇住了一星期，心里过意不去，便要收拾行李回常州。高晓声立刻从医院打车回家，拉着丁保林的手说：“我在潦倒危难之时，长期在你们家里写作，月芳天天为我烧饭做菜。我们是患难兄弟啊！希望你们把这里当做自己家，把病彻底看好再回去。”
在那段日子，高晓声常从医院赶回家，还写了两幅字送给丁保林：“山深流清泉，岭高昂白头”“借得千亩肥沃土地，播下万斛青白子”。
这既是高晓声思想品格和人生追求的真情流露，也是他和丁保林深厚友谊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