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曾参加过一场具有特定意义的社会政治运动，简称“社教”，至今难忘。那年我们作为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在校集训了一个多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到了“社教”基地江宁县，和全省各地抽调来的机关干部、部队官兵及农村优秀青年骨干等几方面人员组成的社教工作队的队员会合。我们一部分同学被派往该县陆郎公社，我则被安排到该公社的南门大队小五村生产队。
小五村地处苏皖交界，不仅偏僻，而且几十户人家分散在五六个小山村，外来人口多，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南门大队工作队特地派出包括两名部队人员老李、老曾和我组成的三人小分队在此工作。
进村后我们按照工作部署立即扎进农家，与社员群众“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运动一开始声势就很大，到处唱着“工作队下乡来，贫下中农笑颜开……”的歌曲。我们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随时了解和熟悉生产队情况，晚上组织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大张旗鼓地宣讲中央社教文件《二十三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说明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当时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贫下中农为依靠，团结广大群众开展“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作风。社教工作最基本的要求是放手发动群众，不留死角做到人人参加。哪里有群众我们就深入到哪里，通过访贫问苦个别谈话和分头召开群众座谈会，进行忆苦思甜不忘本的教育，培养积极分子和运动骨干，逐步掌握了生产队一些明的暗的新老问题。群众反映较多的是部分队干部公私不分多吃多占现象严重，集体经济存在漏洞。我们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又周密安排查账，打开社教先遣队先期封存的生产队历年财务账册，按统一要求进行全面清查，连一张单据都不轻易放过，做到有问题必查无问题还清白。虽然发现有关干部虚报支出、收入不入账等贪污私用的情况只在少数，但其对还十分薄弱的集体经济的侵害作用及对社员群众积极性损伤却非常严重，是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墙脚，我们都按社教精神采取“零容忍”态度一查到底严肃对待。而我们更通过这些反面教材教育社员群众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共同捍卫集体经济和人民利益。
在社教中我们工作队员也都特别重视参加生产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无论是生产队的田间管理、双抢大忙还是打坝修渠、引水灌溉，我们都是一身泥一身汗地抢干在前。我们还根据生产队实际情况，提出了修建一座独立仓库的建议，结果得到社员群众热烈响应并在队集体得到实施。当地林草资源丰富，山草就是盖房的好材料。这里建房打墙说来也很有趣，先把山泥刨下捣碎，挑水浸泡一两天，撒上铡成数寸长的山草茎叶，牵来大水牛反复踩踏搅拌，然后用铁丫枪(一种长柄铁叉)一沓一沓将这带筋泥巴从墙脚朝上剔刮，每待阴干三四天再加一层，只需20天左右就可“砌”好周围墙体，然后就地取材在松木梁的屋面上覆以山草。这种茅草房墙体结实，屋面雨天泻水快，还冬暖夏凉。我们在老乡家住的就是这种泥草房。
每当夜晚我们驻村队员一天的主要工作结束，都会不顾疲劳到山村四处巡察一番，偶尔还会听到附近山岗上狼的嚎叫声，待一切安宁后才回到驻地茅屋休息。这时，我们来自军地的三位队友又都会习惯性地围聚在一盏煤油灯下，促膝共学马列、《毛选》和商讨工作，直到深夜。
在社教中期我又服从新的需要，被调到大队部专做材料工作，驻地设在南门大队的一处较大的蚕桑场。大队部主要成员除了政委等四五人是部队的外，其他都是来自常州一带的地方同志，包括大队长蒋志新来之前原是武进县劳动局长，副大队长汪东华及中年干部钱产洪等也来自武进的政府机构。工作中最活跃的还有几个年轻人也都是来自武进的精兵强将。我本也是武进籍的，工作搭档胡熙福也是我的武进同乡，我俩就像他乡遇故旧，工作上相互配合非常默契。胡熙福早先已在首批社教的试点县参加过一期运动，有着一定的工作经验；他还唱得一腔好锡剧，闲暇时也会一展歌喉，是社教大队部成员中的“开心果”，所以大家又叫他喜福。
当时对形势的判断是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有时甚至还很激烈，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存交织。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是这次运动的总基调，我和小胡等一些同志就被重点安排做社会整治和建设的专项工作。我们到过全南门大队每一片山水林地，踏勘过每一座堤坝水库，检查过每一个生产队仓库和牛舍，每到一处总紧紧依靠社员群众，积极宣传提高警惕共同保护集体财产的安全。在对敌斗争中我们对每一条举报信息都认真核实，不论是旧案还是新科我们都严肃对待。
这次为期半年多的社教运动一结束，我和另几位同学又随即被组织安排去了新华日报社工作并锻炼。那是激情燃烧的难忘岁月，去今虽已半个多世纪，但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仿佛还可听到历史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