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之后，尤其是现在，说到香港，大家觉得那么坦然，那么平常，跟说国内任何一座城市一样。
1992年夏天，组织上安排公安系统三位同志去香港考察，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深圳罗湖海关。关口设在一座硕大的大厅里，大厅中央架设了长长的栅栏，栅栏这边是内地，栅栏那边就是港方了。一进大厅，“中国海关”四个金色大字首先映入眼帘，大厅里人头攒动，内地一侧喧闹嘈杂，而港方一侧却安静有序。海关对我们进行了全身检查，连手表、刮胡刀、照相机都进行登记，折腾一番后，总算过了境。
海关离市区很远。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香港人叫的士，我坐在副驾驶位置。车启动后发出“滴滴”声，司机提醒把安全带扣上。那时国内坐车不要求扣安全带，我还不知怎么扣，司机说把右边的带子拉到胸前，把插片插在左边一个槽里。的士驶进市区，哇！眼前突然一亮，把人惊呆了，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耸入云霄啊！大街上的小汽车就像咱们乡下黄梅天发水时鲫鱼上水一样，“呼”成群过来，“呼”成群过去，全是高档轿车，桑塔纳和拖拉机一辆都看不到。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内地只有上海等几个特大城市能和香港媲美，但繁荣程度远远比不上。我所居住的县城就更差了，全城最高建筑也就三四层，大部分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式低矮民房。汽车就更不用说了，1992年前我们这个小城市充其量只有几十辆小车，而且只有普桑、上海轿和吉普车，一辆奔驰和宝马都没有，连奥迪也看不到影子。当时我们公安局只有两辆车，一辆是局长坐的旧上海轿，一辆是刑警队办案用的破吉普。
当晚，我们下榻在一个普通宾馆里。宾馆很小，一点都不气派，跟内地现在的宾馆无法相比，但很整洁干净，工作人员和服务员全是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和小伙都看不到。住了两晚后，在和香港老乡聊天时，得知住宿是要给服务员付小费的。老乡告诉我们，只要给5元港币就行了，相当于人民币3.5元。早上起床后把钱放在枕头上，服务员打扫卫生后就会拿走，如果放在桌子上或其他地方，他们是不会拿的，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我们早上起床后放了5元港币在枕头上，服务员老头来了，看到枕头上放着的港币，操着一副港腔普通话，很客气地对我们说：“你们就不要付小费了，内地条件还不是太好，我会一样地为你们服务好，你们放心就是啦！”这个“啦”字拖音拖得很长，老头的一番话，听得我们心里暖暖的。
一晃十几天过去了，我还有件私事要办。出发前，新华社的画家诸葛志润托我办件事。前不久他香港的朋友叶肇夫来北京，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接待了他。叶肇夫是香港一家银行的总裁。在北京时叶肇夫、诸葛志润、李铁映三人合了个影，诸葛志润放了一张18寸的大照片，托我带给叶肇夫。我跟叶总裁通了个电话，他说明天上午9点在办公室等我们。叶肇夫中等身材，虎背熊腰，硕大的脑袋上一头浓密的长卷发，活像一头雄狮。我们把他和李铁映、诸葛志润合影的大照片递给他，说我们是来送照片的，不耽误您的时间了。他说：“你们要走也好，我今天确实没空，明天要到贵州去买一块地。”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飞机票说：“飞机票也买了。”接着又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沓港币，说：“我确实没时间请你们吃饭了，这里是1万港币，作为我招待你们吃顿饭吧。”说着把钱塞到我手上，我没敢要，就塞给了他，他又塞给了我，我又把钱塞了回去，表示我们不能收，谢谢您的心意。
在港的日子里，工作之余我们还抽空逛了半天街，当时的香港也就黄金和电子产品比国内便宜。我们买不起高档商品，就去周大福珠宝店买了点黄金小饰品，当时港币兑人民币是100:73。在临行前朋友托我带一条大的金项链，我帮他买了一条又粗又大的黄金项链，回到家一算账，和国内金价比较，省了800元人民币。
去年我又去了一趟香港，旧地重游，那种新鲜感和敬畏感荡然无存了。内地的城市建筑和繁华程度大大超过了香港。如今我们这座小城，一眼望去高楼林立，满街都是奔驰、宝马。此时我有感而发：三十年前去香港，满目辉煌新景象；如今重返旧地游，家乡此际比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