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楼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堆花糕团的项目传承人黄亚娟，拎着两个印有超市名字的鼓鼓囊囊的大袋子，走进了钟楼区文化馆。她是应邀来做新春的非遗展示，过年期间文化馆每天有两个项目的静态展示。黄亚娟将一件件作品从大袋子里拿出来，从低到高不怎么讲究地排了排，就算布置好了。尽管展示方式简陋，但是作品鲜艳夺目喜气洋洋，非常应景，也非常抢眼，很吸引人。
展台摆好后，黄亚娟开始看时间。展示的时间为两个小时，她说到点就走，回去赶工。问她赶什么工，她说很快就是元宵节，赶订单。她在做卡通元宵，销路很好。我说卡通元宵一煮就烂趴下了，她瞪大眼睛说：我做的不会趴，煮好了还是这样。
她给我看她包装好的元宵照片，漂漂亮亮的一盒子，贴着“黄亚娟”商标。她说本来叫“黄阿姨”，可是“黄阿姨”被人注册掉了，所以只能注册“黄亚娟”，似乎她很嫌弃自己的名字似的。她说有堆花糕团的手艺，触类旁通地，元宵糕团的任何造型都难不倒她。
黄亚娟和堆花糕团，算是有故事的。为什么我要说算是有故事呢？因为，一是她这么久地做堆花糕团是长长的故事，二是这个故事其实是很多常州女子共性的故事。
她很小就学得了做堆花糕团的手艺，这个手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尚且常见，很多人家祖孙三代——多半是女子，每逢家族中有谁家需要堆花糕团了，便一起做。黄亚娟便是跟着外婆和妈妈一起做的，她有一位心灵手巧的外婆，在她心里，外婆就是她的手艺的源头，或者也是她这个家族手艺的源头。外婆会绣花、织布，她小时候穿外婆织布裁剪出的衣服，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外婆会给她做鞋子，心灵手巧的外婆缔造了家庭的生活之美。她十二三岁开始跟着外婆与母亲一起为周边人家房屋上梁、老人祝寿做堆花糕团，当时都是去办事的人家干活，在办事人家里的大灶上蒸制糕团。经常地，她们忙到深夜或者凌晨，摸黑走回家，那时的交通基本靠走。早年的乡村多泥路，若是下雨天，就是货真价实泥泞的道路。黄亚娟在泥泞的道路上走过无数次，也无数次在黑夜树影绰绰的道路上努力把想象中的鬼怪从脑子里赶出去，这是她少女时代受到的锤炼。当然不是她想接受锤炼，但是这些锤炼对她日后都很有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生活的北港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叫“家家忙着盖新房”。新房落成前的上梁仪式最热闹，热闹的原因就是有抛糕团的环节。那时候黄亚娟做堆花糕团已经独当一面，她非常忙，逢到良辰吉日，一天要做五六家甚至七八家。又因为经常一家上梁，亲亲眷眷你也送糕团他也送糕团，每一家都请糕团师傅做糕团，黄亚娟为了避免自己做的堆花糕团和别人做的式样重复，就不停地研究新花式。除了传统题材的八仙过海、姜太公钓鱼、福禄寿三星，她还做过《西游记》里的形象。不过，黄亚娟老老实实地说：那时候虽然做出来的花样多，但是做得简单，不像现在做得这么精细。
到了千禧年左右，乡村人家很多拆迁和搬迁，渐渐地，有灶台的人家少了。黄亚娟开始在自家煤气灶上面蒸制小的堆花糕团，后来完全在家中接受糕团的定制。堆花糕团最大的应用场景，抛梁，随着私建房的大量减少，逐步消失，定制主要来自老人祝寿和寺庙供佛。
2012年，黄亚娟从工厂退休，因为工厂延聘，到2016年下半年，她才正式退休。退休后她帮女儿带了一段时间的孩子，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闲不住的她开始了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创业。
为什么我要强调是现代意义呢？因为黄亚娟和堆花糕团的故事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是共性的，很多上一点年纪的常州乡镇女性都有类似故事。但是在此之后，有所不同了。她凭借若干年里在当地积累的良好声誉，做起了面点的生意。她的产品多样化了，除了原本的堆花糕团，还有包括月饼、月亮饼、元宵在内的节令糕点面点。她请姐姐妹妹一起生产，给产品制定了标准，以保证产品的质量。
2019年，黄亚娟觉得需要拓宽眼界，专门去山东学习花馍的制作。她很骄傲地说，“学完之后规规矩矩发证书的”。如果不是疫情，她会在接下来的日子继续去外地学习面点制作，她要学习更多的传统技艺，并将之广泛应用，做出或传统或时髦的观赏性的面塑。“时髦”一词我绝对没有用错，她经常展示的作品很多是可爱风的卡通造型，用传统手艺，做流行玩具或者玩器。她喜欢用抖音拍小视频，展示和炫耀自己的手艺。
总之，黄亚娟的故事从乡镇手艺人的从艺开始，在近几年，演变成为勤劳女性的创业故事。她耕耘，更重要的是她学习，非但没有被时代抛下，还颇有站立潮头的意思。啊，我本来要写的是一个非遗传承人也就是手艺人的故事，但是写到最后，竟成为了一个励志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