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视域下高校数字思政伦理风险的生成逻辑与治理实践

随着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推进，智慧思政平台、虚拟仿真教学、生成式AI工具等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思政已成为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形态。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思政教学的时空局限，丰富了育人载体与场景，显著提升了教学的精准性与吸引力。但技术赋能并非天然正向，当工具理性越位、伦理约束滞后于技术应用速度时，极易引发育人目标偏移、公平性受损等一系列伦理问题，消解思政教育的价值属性。思政课是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重要课程，在AI应用方面更应保持高度的风险敏感性。因此，有必要针对数字思政的核心伦理风险，深挖其生成逻辑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规避路径，助力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守正创新。

一、高校数字思政伦理风险的现实表征

育人本质异化，算法越位消解价值引领功能。思政教育的本质是价值引领与人格塑造，而数字技术应用中易出现“技术至上”的偏差，引发主体性边界的伦理危机。AI作为技术中介强势重构教育要素关系，会导致教师知识权威消解，其角色将从“教学主导者”转变为“技术协作者”，传统师生关系面临解构风险。同时，“人—机—人”的中介化交互模式会弱化师生现实中的人际交往与情感交流，遮蔽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属性，将原本有温度的价值传递演变为标准化的内容推送，最终导致思政教育铸魂育人的根本目标被稀释，偏离立德树人的核心方向。

教育公平失衡，数字鸿沟加剧分层分化。数字思政的推进客观上放大了既有教育差距，数字鸿沟从资源层面向素养层面延伸。一方面，不同地域、不同层次高校的数字基建与优质资源供给存在显著差异，学生个体的网络环境、终端设备条件也参差不齐，直接导致数字思政的参与门槛与学习体验分化。另一方面，智能思政系统的数据采集与模型训练多依托优势教育资源，数据源头的结构性偏差使算法输出天然带有偏向性，最终强化“马太效应”下的教育鸿沟。加之算法偏见与歧视可能造成困难群体在教育资源获取中的系统性边缘化，催生受众圈层极化效应、弱化价值共识，形成“优者更优、弱者更弱”的分化格局，违背思政教育普惠性、均等化的育人原则。

思维能力退化，技术依赖弱化深度思辨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字工具的普及，为学生学习提供了便利，但也滋生了技术依赖问题，引发个体存在层面的伦理风险。部分学生借助AI直接获取作业答案、生成观点论述，替代了原本的文献研读、逻辑推导与原创思考过程，实质上是将认知建构过程交付给工具，长此以往会造成思维惰化、批判能力下降，创造力与能动性随之退化。同时，算法的个性化推送易形成“信息茧房”，使学生局限于同质化信息环境，多元思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被削弱，不利于学生科学精神与辩证思维的培育。

二、高校数字思政伦理风险的生成逻辑

工具理性扩张挤压人文育人空间。数字技术天然带有效率优先、精准量化的工具理性属性，当其嵌入思政教育领域时，易以技术指标衡量育人效果，重数据量化、轻价值内化，形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同时，算法运行的“黑箱”特性使其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价值偏向与资源分配逻辑隐蔽性强。更关键的是，数字技术迭代速度远快于伦理规范的更新速度，形成“科林格里奇困境”——技术应用初期风险难以预判，待风险显现时技术已深度嵌入教学体系，治理成本极高，导致风险具有滞后性与隐蔽性，难以及时识别与防控。

多元主体数字伦理素养供给不足。伦理风险的防控离不开主体的自觉意识与能力，但当前师生的数字素养与伦理意识普遍存在短板，主体风险感知预判能力整体淡化。对教师而言，部分教师更关注数字技术的操作应用，对算法偏见等伦理问题缺乏认知与反思，甚至有部分教师陷入“技术崇拜”误区，片面追求教学的智能化形式，忽视思政教育的育人本质。对学生而言，相关调研显示，近四成学生对AI伦理问题“了解不多”或“完全不了解”，技术应用与伦理认知显著失衡，其数字批判意识与资源甄别能力相对薄弱，缺乏理性使用数字工具、主动突破认知局限的意识与能力。

伦理监管与资源均衡机制建设滞后。我国虽已出台多项人工智能治理的顶层原则，但针对思政教育领域的专项伦理规范与监管制度尚不健全，缺乏统一的技术准入标准、公平性评估机制与风险防控体系，传统伦理框架难以适应智能化技术对数据、算法和主体关系带来的深刻变革。多数高校未建立数字思政技术应用的伦理审查流程，对算法公平性、资源普惠性缺乏刚性约束。同时，数字思政优质资源的统筹调配与均衡供给机制尚不完善，部门间协同治理权责边界模糊，难以形成风险防控与公平保障的合力。

三、高校数字思政伦理风险的规避路径

防范数字思政伦理风险，首要前提是摆正技术与育人的关系，坚持“技术为用、育人为本”的基本原则。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明确数字技术的工具属性，划定技术应用的合理边界，保证教师对课程价值导向的最终决策权，明确AI赋能的定位是“工具支持”而非“主体替代”。在教学中保留充足的师生面对面互动环节，充分发挥教师的价值引领主导作用，避免算法完全主导教学流程。同时，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数字技术应用全过程，强化主流价值引导，把价值导向与教育公平作为数字思政项目立项、验收的核心评判标准，筑牢数字场域的意识形态安全底线。

将伦理要求嵌入技术研发与应用全流程，从技术源头降低风险发生概率。一方面，建立数字思政工具的算法伦理审查机制，推动“思政课专用大模型”研发，以权威教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案例等为核心语料，推行算法透明化与公平性校验，优化内容推送逻辑；同时规范技术应用的价值导向，确保内容供给符合主流价值导向，破解算法黑箱带来的价值偏差问题。另一方面，搭建普惠性数字思政资源共享平台，推动优质资源向薄弱院校、欠发达地区倾斜，以技术手段弥合资源鸿沟，保障数字思政的普惠性与公平性。

推动主体素养提升与制度规范建设协同发力，打造多主体参与的伦理治理共同体，形成风险防控合力。在主体层面，将数字伦理、公平性教学策略纳入教师专项培训体系，结合典型案例提升教师的伦理风险识别与差异化教学能力；面向学生开设数字素养与伦理专题教育，培育其批判性思维与独立自主学习意识，引导学生理性规范使用数字工具。在制度层面，出台高校数字思政伦理建设专项规范，建立技术应用事前伦理审查、事中动态监测、事后效果评估的全流程监管机制；构建教育管理部门、学校、技术企业协同治理格局，明确各方权责边界，建立优质资源均衡供给机制与风险预警处置机制，实现伦理风险共防共治。

结 语

数字思政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但数字技术与思政教育的融合，不能以牺牲教育伦理与育人公平为代价。只有坚持价值引领与技术赋能双向发力，从价值定位、技术治理、协同保障多维度系统施策，才能有效化解伦理风险，推动数字思政在守正中实现创新发展，真正让数字技术为思政育人赋能，促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充分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