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族工作的百年征程中，建构并不断发展着一套关于“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这套叙事，从近代“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与淬炼，到“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再到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工作之“纲”，其内涵不断丰富、逻辑日益严密，最终形成了一个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概念的、系统完整的话语体系。“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新时代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两个结合”不仅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逻辑与动力源泉。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必须深入“两个结合”这一重大论断所提供的全新视域之中，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对进一步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两个结合”中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基础
话语体系的建构是植根于特定的理论土壤与文化语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说服力和凝聚力，根源在于其建构过程深刻体现了“两个结合”的原则，从而获得了科学与文化、历史与实践的双重支撑。
（一）“第一个结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提供理论基础
“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核心要义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实际问题，并根据中国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内核、价值导向与方法论支撑。
首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话语体系提供核心内核。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揭示了民族与国家形成、发展与消亡的历史规律，其基本价值导向是以团结融合为立足点，进而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如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创造性探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重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等。这些理论与政策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为话语体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
其次，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为话语体系提供价值导向。马克思恩格斯将其所有理论、实践活动的最高目标确定为谋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作为奋斗目标，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时始终围绕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强调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与根本利益，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核心话语。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使话语体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感召力，能够得到各民族人民的广泛认同与支持。
最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话语体系提供方法论支撑。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了我国民族问题的历史渊源、现实状况与发展趋势，既看到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与多样性，也看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与共同性；既尊重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与发展道路，也强调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这种科学的方法论，使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能够兼顾“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既保护各民族的多样性，又强化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实现了差异性与共同性的有机统一。
（二）“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文化基础
“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创造了灿烂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的文化源泉和基础。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为话语体系提供历史底蕴。“大一统”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国家治理和民族关系的核心政治理念。中国共产党批判性地继承了“大一统”思想，摒弃其封建专制色彩，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在现代话语体系中，这一传统转化为“维护国家统一是各民族最高利益”等论断，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必须统一、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即中华民族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为话语体系提供价值滋养。“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的“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和合”理念所包含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和谐、包容、共赢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将“和合”理念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差异与风俗习惯，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这一核心表述。这种“多元一体”的话语框架，巧妙处理了“一”与“多”的关系，为理解和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结构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文化范式。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民本”思想为话语体系注入价值温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独特的价值追求，儒家“仁者爱人”“民惟邦本”等思想，塑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深厚的重民、惠民伦理取向。这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共产主义道德相结合，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其话语表达充满了对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从“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再到强调“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无不彰显着一种基于“仁爱”“民本”的责任和担当。这极大地增强了话语的感染力和向心力，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种政治要求，更成为一种情感归宿。
二、从“两个结合”中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构建逻辑与演进脉络
该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核心议题始终围绕“整体性”与“多元性”之间的张力展开。在不同阶段，话语的主题和重点有所差异，但整体上呈现出从单一到多维、从动员到整合、从制度建构到系统化的发展趋势，其内在逻辑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与深化。
早期阶段，话语主要服务于整体性凝聚，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以应对外部压力和内部整合的迫切需求。此时的话语以动员为导向，注重唤起共同归属感，奠定了现代民族概念的基础，但对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相互关系缺乏充分关注，区域自治的思路仅处于萌芽状态。整体性话语在当时具有显著的现实功能，但结构上偏重单一维度。
随后，话语重心转向平等整合与制度建构。这一阶段突出各族群间的团结、互助与平等权利，形成“大家庭”式叙事，将传统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整合的象征符号。话语功能从动员转向治理，确立了以平等和团结为核心的价值框架，并通过制度安排加以巩固。然而，这一话语在侧重身份区分和差别性政策的同时，对群体间实际交往、相互交融的历史主流及共同性增长的长期趋势，强调尚不充分，存在一定的偏重“多元”而弱化“一体”的倾向。
此后，伴随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迁，话语领域从政治层面扩展至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维度。市场化进程带来利益分化和文化多样性，促使话语体系必须具备更强的包容性和调适能力。“共同体”概念在这一时期逐步萌芽并趋于成熟，话语内容不再局限于政治归属，而是涵盖发展、文化认同、社会整合等多重议题。同时，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重估也为话语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但也面临如何在差异中寻求共识的现实挑战。
近期，话语体系进入系统化建构的新阶段。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建起涵盖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完整框架。该框架强调共同性、整体性和长期趋势，同时兼顾多样性与包容性，形成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话语系统。这一体系不仅整合了此前各个阶段的成果，还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标志着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整体来看，话语体系的演进反映了从单一整体到多元整合、从制度建构到心灵契合的深化过程，其核心始终在“一”与“多”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三、以“两个结合”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仍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工程，面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两个结合”为根本引领和行动指南，从理论、实践、文化等多维度协同发力，不断提升话语体系的学理性、现实性与文化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话语保障。
（一）以理论创新为核心，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学理基础
一是要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学理建构。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工具，对民族领域涌现出的新现象与新问题进行深刻的理论抽绎与学理阐释。致力于在回应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本土化概念与范畴，从而构建一套契合新时代特征、植根于中国实践的民族理论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二是要加强中华文明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史研究。有机融合历史学的文献考据、考古学的实物发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语言学的谱系分析以及分子生物学的基因溯源等，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范式”。通过这种多维度、多层级的实证研究，为“四个共同”论述提供更为坚实、细致、系统的实证支撑，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形成史的自主知识体系。三是要推动“两个结合”在民族研究领域的融通创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观、国家观、历史观、文化观上的契合点与融通机制，通过这种深层机理的学理研究，逐步形成一套概念清晰、逻辑自洽、富有解释力与感召力的学理表述与叙事逻辑，使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既具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厚度与人文温度。
（二）以实践转化为关键，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现实针对性
一是要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任务，聚焦高质量发展。直面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业、教育、生态环境保护等现实议题，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展现各民族共同奋斗、共享成果的生动实践，批驳各种挑拨民族关系、否定民族政策的错误论调。将话语建构与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二是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在城乡建设、国土空间规划、重大工程项目、生态文明建设、对口支援合作中，都要有意识地在规划、设计、实施、评价各环节，考虑是否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是否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话语引领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三是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同时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在重大节庆、公共文化空间、城市形象建设中，有形有感有效地打造和展现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体现现代文明的视觉形象体系、礼仪制度和文艺作品，使共同体意识可感知、可触及、可融入。
（三）以文化融合为支撑，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文化感染力
一是要全面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和研究。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贯穿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以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研究助力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设，通过对标志性话语的提炼和对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引导全体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二是深入挖掘和诠释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与精神标识。系统梳理、研究、宣传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共享、传承的文化符号、历史记忆、精神价值，将其作为凝聚共识的重要文化资源。三是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鼓励和支持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在有效保护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要创造条件和平台，促进各民族文化在相互欣赏、学习、借鉴中实现创新性发展，培育和催生新的、体现共同体精神的文化形式和作品，推动各民族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优秀基因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共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凝聚力与时代性，使中华文化大花园更加绚丽多彩。
基金项目：2025年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系统科研与决策咨询项目“‘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设”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