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承续看“第二个结合”的转化逻辑

□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晓婷

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是推进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此化学反应中，厘清转化内容与路径始终是“第二个结合”回应的深层学理问题。而《道德承续研究》（冯丕红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版）立足传统美德传承这一具体切入点，为破解“第二个结合”在伦理维度的转化难题提供了系统的学理参照。该书提炼出甄别与转化等道德承续的内在规律，其普遍适用性可拓展至整体文化领域，从而以道德之“点”回应文化之“面”，彰显出独特的学术价值。

本书首先从认识论实现范式突破，以动态的道德承续超越静态的道德继承，重新厘清传统道德代际传递的本质关系。道德继承侧重既有资源的接受与传递，重在文化遗产的保存；道德承续则整合评估、选择、转化三重环节，实现文脉赓续与因革损益的有机统一。这一概念革新为“第二个结合”奠定了认识论根基。长期以来，“传统与现代”“古与今”的二元对立思维，使人们陷入要么全盘继承、要么全盘否定的困境。作者指出，传统道德从未在现代社会真正断裂，只是从显性规范转化为隐性文化底色。传统道德伴随社会发展呈现阶段性消长，短时的表层隐匿并非文脉终结，而是静待新的时代语境将其唤醒和激活。由此观之，“第二个结合”并非外来思想与本土文化的生硬嫁接，而是对民族内生文化根脉的自觉唤醒。“结合”之所以不是“拼盘”，正在于其内在地包含着“承”与“续”的辩证统一。

作者进一步建构了“道德生态—道德基因—道德堕距”三维框架，为“结合”的实践转化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

在转化条件上，道德生态为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启动条件提供了分析工具。作者认为，道德并非孤立存在的价值规范，而是内嵌于政治、经济、社会整体系统之中的文化要素，并将道德生态区分为“自足型”与“失衡型”两种类型。稳定期对应自足型，承续无需过多人为干预；转型期对应失衡型，承续问题凸显，需要依循规律进行人为干预。当前我国正处在“失衡型”社会转型阶段，“第二个结合”必须充分考量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套用稳定期的方式，而需正视转型期道德承续的特殊规律。

在转化内核上，道德基因为确定“第二个结合”的转化内容提供了筛选机制。作者把道德视为可复制、可选择、可调适的文化单元，传统美德中那些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核心价值理念，正像文化基因一般，可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被赋予新的意义。这意味着，“第二个结合”不能笼统地谈“创造性转化”，而需先完成识别与提取的工作，从传统文化中找出仍具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在转化时机上，道德堕距为把握“第二个结合”的行动节点提供了判断依据。当传统道德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差距达到临界值时，社会便会启动对传统道德资源的评估、筛选与创造性转化。道德堕距既是问题的表征，也是转化的动力，差距本身即迫使社会启动转化机制。那么，“第二个结合”并非外部施加的文化改造任务，而是传统文化适配现代社会转型自发产生的内在调适行动。

理论分析最终要落实到实践层面，避免文化转化脱离生活实践。书中构建起“家庭—校园—社会”三级联动的道德承续实践体系，也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融入日常生活的落地路径。以家教家风为根基，在家庭日常伦理训导中涵养传统美德；以校园教育为框架，在系统认知中培育对传统伦理的理性认同；以社会习俗与公共舆论为持续赋能机制，使道德承续成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社会实践。三者构成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的完整网络，使承续不再是抽象的原则倡导，而是嵌入日常生活的切实行动。

实践路径的展开，同时伴随着操作边界的约束。一方面，书中反复强调辩证取舍、批判继承，评估和选择意味着并非所有传统资源都应当被承续，与现代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相悖、无法适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的落后文化遗存，需要被精准甄别与理性扬弃，需“以所处时代的需求和价值取向为标准”。落实到“第二个结合”中，意味着要萃取传统道德中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配当代发展需求的精华内容，同时坚决拒绝全盘复古式的简单照搬。另一方面，道德承续的终极归宿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完善，转化必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与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追求，防止文化阐释走向主观臆断与片面化，最终服务于人的现代化，这正是“第二个结合”的根本旨归。

总之，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并非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做取舍，而是重新理解二者之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的重建，正是文化自信得以确立的基础。《道德承续研究》从传统美德传承这一具体切入点，使这种连续性在伦理维度获得了可参照的分析框架和可操作的转化路径，为“第二个结合”的落实提供了学理支撑和方法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