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前夕，淮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书记、局长、经理王国彬带领单位领导班子与青年党员登门慰问淮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第一任党委书记、101岁高龄的朱正英，为他过第八十个政治生日，聆听他讲述峥嵘岁月、奋斗故事。
万元党费，百岁叩问初心
阳光正好，101岁的朱正英从藤椅上缓缓起身，走到柜前，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信封，郑重地交到王国彬手中。信封上工工整整写着——“朱正英特殊党费 10000元整。”
“这是一万元，请组织收下，作为我的特殊党费。”老人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他顿了顿，目光清透而坚定：“是党指引了我的人生路。我已是百岁之人，不能再冲锋一线了，谨以特殊党费报答党组织的培养之恩。”
马背到车间，一生听党召唤
八十载党龄，百年人生——他在党旗下成长，每一步，都与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程紧紧相扣。
1925年出生的他，10岁丧父，目睹日寇烧杀抢掠，见证乡邻亲友为救国救民舍生取义，国破家亡如芒在背，“报国” 二字早早刻进骨血，他做梦都想扛枪上阵。1945年，朱正英奔赴解放区，被分配到新四军后勤随军烟厂——后人称之为“马背上的工厂”。烟厂那台卷烟机老旧不堪，是地下党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运来的，每分钟只能吐出几十支烟，他年轻气盛，一心想上前线。领导看出了他的心思，只说了一句：“任何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是一颗种子，落进他年轻的心底，生了根。1946年，21岁的他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入党。
日寇投降，内战又起。朱正英和战友们拉着卷烟机，在炮火间隙中挪腾转移。“一天能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 朱正英回忆，到了山东，烟厂的男同志全副武装，每人发一把枪。从鲁南到鲁中，再到莱阳、威海、烟台，他们一路打游击，一路驮着沉重的设备。与敌周旋中，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抢抓生产，用卷烟换回药品和纱布，撑起敌后根据地最紧缺的物资供给。1947年孟良崮战役胜利后，才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转移到泗阳农村继续生产。1948年底，淮阴城第二次解放，朱正英和战友们终于进了城。当时没有厂房，就在普音寺腾挪了四个大殿做车间——佛堂里响起机器的轰鸣，香火气混着柴油味，那是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充满生命力的气息。
也正是在这颠簸的马背上、在硝烟与柴油交织的气味里，21岁的朱正英面对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组织调他到团市委，后又因面粉厂生产困难，市委书记找他谈话。他回答得干脆：“越是困难越要去。”他扎进车间，发动党员带头技改，两年后扭亏为盈。1959年，组织又把他调到已有1500多人的烟厂任党委书记。“党需要我，那就没的说了，就去干！”他整天泡在车间，派技术人员赴苏南、上海学习，研发打叶机，引进自动化包装设备。烟厂很快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机器轰鸣声中，是他永不停歇的步履。
1983年，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全国烟草行业实行国家专卖制度。58岁的朱正英本可退居二线，组织却把一副更重的担子压上他肩头——牵头组建淮阴市烟草公司。没有办公场所，几十个人挤在大治路一间逢雨必漏的简易房里；没有交通工具，他蹬着一辆“二八大杠”，风里来雨里去，奔走在市县之间，磨破了嘴皮，跑细了腿。一名年轻干部曾问他：“朱书记，您这么大年纪了，图什么？”他摆摆手，只说了七个字：“党叫干啥就干啥。”
1989年，朱正英离休。37年来，他主动扛起红色育人的责任，先后讲授22场红色党课，覆盖1800余名青年党员。在周恩来童年读书处的蜡梅树下，他对年轻人说：“我们中国烟草事业，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从战火纷飞的年代起步的。我们要忠心向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话语恳切，蜡梅飘香，话音落下，年轻人的眼睛里闪着光。
身边的人劝他年纪大了多歇歇，他总是摆摆手：“党员没有退休的时候。”
一声跟党走，一生跟党走！经历过亡国之痛，感受过建设之艰，亲历改革之难，也见证了今日之兴，朱正英走过了这个国家跌宕的百年。
午后的光影缓缓掠过朱正英的面庞，像在慢慢翻过百年光阴。
薪火相传，答卷常新
王国彬讲述着新时代淮安烟草的发展变化，他听得很认真，问得很仔细，不时点点头，当听到淮安烟草正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奋勇争先时，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一切也都深深烙在了青年党员心里。
八十载风雨坚守的政治生涯，一百年见证兴衰的人生岁月，一万元饱含赤诚的特殊党费，一枚熠熠生辉的党员徽章，勾勒出一位百岁奋进者与国家、行业同呼吸共命运、永不褪色的忠诚信仰，也激励全体烟草党员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回望百年来路、勇担时代使命、接续奋进新征程。朱晓璇 袁梓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