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经济报记者 王峻峰
经济大省的“区域之逐”，近10年变局的背后，是粤苏鲁三省各自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发展模式。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省社科院经济所”）助理研究员李斯嘉指出，在粤苏鲁三省的区域竞逐中，江苏有着较成熟的省域内外协同发展格局——既有长三角一体化和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的高端引领，又有扬子江城市群、沿海新增长极、南北共建园区和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的梯度支撑。这种更均衡、更有韧性、可持续承接新增长点的空间结构，正是江苏的“基本盘”，也是江苏区域经济较粤鲁更具长期性的发展优势。
区域协同模式：
江苏“厚积薄发”的关键
研究者普遍认为，更为均衡协调的区域发展，使得江苏经济整体性突出，不依赖于一两个核心城市，其抗风险能力更强、韧性更足。江苏坚持这一发展模式已20余年，如今正是“厚积薄发”。
江苏是如何构建起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格局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杜宇玮指出，江苏一直致力于破除省内行政壁垒，在省级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与统筹调度。在省内横向协同方面，江苏积极推动南北区域联动，探索“产业飞地+科创飞地”双向联动模式，逐步形成“孵化在苏南、产业化在苏北”+“研发在苏南、生产在苏北”的区域协同创新格局，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跨区域深度融合。
李斯嘉分析，过去10年，江苏形成了区域协同发展的三个成功路径。
一是纵深推进“1+3”重点功能区战略——“1+3”即扬子江城市群+江淮生态经济区、沿海经济带、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州，该战略在2017年已部署实施。
二是长三角一体化与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沿海新增长极与南北共建园区多点发力。
三是持续协同发展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环太湖科创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扬子江城市群。
◎新故事
“宿迁之路”，是苏南、苏北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2023年，新能源产业成为宿迁首个千亿产业。2024年，高端纺织产业成为宿迁第二个千亿产业。至今，宿迁已拥有多个千亿级和准千亿级制造业集群。2025年，宿迁GDP超过沧州、常德、绵阳等传统工业大市。
宿迁的崛起始于20多年前苏南资本、技术与人才的北上。2001年起，江苏第一经济大市苏州对口帮扶宿迁。2006年，两市开始“南北共建”苏宿工业园区，此后又陆续开发了吴江泗阳工业园区、昆山沭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常熟泗洪工业园区等5个工业园区，仅苏宿工业园区近10年就累计引资190亿元。南北共建园区早已成为宿迁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作为第二经济大省，江苏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实践早已不限于省域之内。通过主动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近20年间，江苏积极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跨省域协同发展领全国之先。
值得关注的是，江苏的省际协同发展面临着新的变局。
长期以来，在区域合作中，粤苏鲁等沿海发达省份都是从中西部省份获得丰富的新增劳动力资源。“十四五”时期，随着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一批现代产业集群向中西部强省会城市加快集聚，吸引了大量人口回流。江苏的制造业企业向来是省外流动人口就业主要领域，受这一变化的影响明显。从另一方面看，这一变化也进一步促使科技创新成为江苏区域协同发展的最强驱动力，激励了江苏的产业链优势与科技优势的发挥。
“十四五”期间，江苏依托产业更新升级与梯度转移、围绕产业链的科技创新等优势，推动与长三角及长江中游省份的区域合作升级。如：通过建立跨域治理机制，有效打破行政边界，促进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
杜宇玮指出，跨省科技创新协同是这一过程的核心路径。据2026年江苏“两会”报告：江苏正牵头建设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联合沪浙皖实施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联合攻关项目；通过共建G60科创走廊、组建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推进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等举措，江苏不断强化在长三角创新格局中的枢纽功能。
在顶层设计、省级层面推动下，苏州市吴江区与上海市青浦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三个县级行政区，共同打造了全国首个跨省国家级高新区——青吴嘉高新区，以此探索制度创新与资源整合的新路径。
跨省的金融投资协同平台也在快速成型。2025年，江苏参与了规模551亿元的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这是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设立的3只区域基金之一，其他两只则分别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
南京都市圈地处长三角西翼，是全国首个跨省都市圈，也是长江经济带东部辐射带动中部的枢纽区域。其地理范围包括江苏省的宁镇扬淮四市和溧阳、金坛两个县域，以及安徽省的芜马滁宣四市。截至2025年年底，南京都市圈经济总量一直位居19个国家级都市圈之首。2021年至2025年4年间，其经济总量增幅超万亿元。
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地处长三角北翼，是长三角向北辐射带动中原地区的枢纽。该地区包括四省十市，2024年列入国家规划范围。2025年，地区中心城市徐州与周边城市签署了31项合作协议，包括共建徐州—淮北、徐州—宿州产业园区等。同时，徐州GDP距离万亿台阶仅“一步之遥”。
“极点带动”模式：
粤鲁区域发展的“引擎”
与江苏不同，粤鲁两省的区域发展模式主要是“极点带动”，即通过经济较发达的极点城市强力辐射带动整个省域。
这些“极点城市”，经济体量与能级远超省域多数城市，辐射带动往往是从吸纳集聚开始，欲实现有效的资源共享需经历较长时期。在此过程中，省域不同板块之间的发展并不均衡。
广东是“极点带动”模式的代表性省份。进入21世纪以来，广东经济发展的优势之一在于培育并拥有了“超级城市”和“超级企业”，较早具备了全球竞争力。当前重点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是以香港、澳门、深圳、广州四城为核心的城市群。在广东省域之内，广深是“双核”城市。
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研究员吕永刚指出，广深两城是整个华南的国际供应链资源要素配置中心、数字贸易枢纽，将全球的原材料运进来，再通过“广东制造”销往全国和全球。
作为经济第一大省，目前广东最大的短板是区域发展不均衡。吕永刚指出，当前“非珠三角”地区经济基础较弱，工业化仍在爬坡起步阶段，受到珠三角核心区的强大虹吸影响。
在2025年广东经济版图中，珠三角九市GDP占比约为81.7%，“非珠三角”十二市——包括所有粤东、粤西和粤北城市，占比仅为18.3%，前者是后者的近4.5倍。
近几年，潮汕、湛江文旅市场突如其来的火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同一次城市能级的“高压测试”，暴露出粤东粤西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短板。这也是“非珠三角”城市发展相对滞后的一种体现。
2025年，汕头、揭阳、潮州GDP分别为3023.83亿元、2553.75亿元、1452.17亿元，居广东二十一城市的中下游水平。汕头是粤东中心城市，1981年即被列入全国经济特区。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美食之都。但潮汕三市的城区面积狭小，潮州全市常住人口总计逾1000万，主城区却不足60平方千米。汕头、揭阳、潮州今年春节假期接待游客1500万人次，酒店客房总数却不足2.2万间，严重供不应求。
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粤西中心城市，湛江2025年GDP仅3952.94亿元，居全省中游；全市常住人口逾712万，市区面积仅111.65平方千米。
整体而言，粤东、粤西的历史文化资源皆高度分散于乡村，商业消费资源则高度集聚于主城，经济体量较小，公共服务能力薄弱。
近年来，“非珠三角”地区开始加快发展脚步。“十四五”期间，从汕头到湛江的漫长海岸线，开发投运了大批海上风电场。短短数年，广东海上风电并网总量跃居全国次席。得益于南海之滨的风电、海工装备产业集群快速崛起，汕尾、阳江、茂名……一批粤东粤西海滨城市脱颖而出。
从另一个角度看，广东的区域发展仍有较强的潜在动能。
其一，在广东全省投资总量大幅收缩的同时，投资结构正发生积极变化。其中“珠三角”城市尤为明显。
2025年，深圳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9.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67.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6.1%。研究者分析，资金正更多流向该省的传统产业技改、新兴产业研发和生产性服务业，而不是以往的盖楼和扩产。
其二，目前广东全省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76.6%，在除直辖市之外的各省份之中居首。2024年广东城镇人口总量达到9701万，较城镇人口第二省江苏多出约3000万。这意味着，广东的人口资源依然充沛，城镇化水平领跑全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拥有巨大空间。
再看山东。作为长期以来的全国第三经济大省、北方经济最强省份，山东在全国区域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省社科院经济所助理研究员张海汝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国字号”战略在山东叠加，作为黄河流域唯一的出海口，山东是整个北方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枢纽。
与广东不同，山东的区域发展模式相当于“准极点带动”叠加区域协同。
山东拥有济南、青岛、烟台三座“万亿之城”，但均位于省域中东部，人口众多的西部、南部地区尚无一座GDP万亿或准万亿城市。近几年，淄博凭借烧烤“出圈”，曹县依托汉服电商崛起，看似偶然，实际上是山东中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象征，显示了要素资源“由东及西”“由极点向边缘”转移的初步进程。
张海汝直言，从更高层次的目标看，区域均衡度不足、核心城市辐射带动力不强，是山东区域发展的两大短板。
山东“双核”城市青岛与济南，分列2025年全国GDP百强城市的第13名、18名，经济体量相对有限。2020年，鲁东四市青岛、烟台、潍坊、威海GDP约占全省的38.5%，鲁南临沂、济宁、菏泽、枣庄四市GDP占比不到20%；2025年鲁东四市这一占比约为40%，鲁南四市占比几乎未变。可见，“十四五”期间，山东的“东西差距”有所扩大。
近10年间，临沂等鲁南城市与苏北龙头城市徐州的协同发展日益紧密，其本质是向长三角区域寻求更强带动。张海汝分析，这从侧面证明，山东“极点城市”的辐射半径尚未覆盖省域南部，其间存在“动力衰减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