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大学 吴炳辉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而青年是基层治理中最具活力、最有创造力的生力军。当前，基层治理单元不断微型化、精细化，但也普遍面临“人少事多”“力量不足”的现实困境。与此同时，高校虽拥有数量庞大、专业素养较高的青年志愿者队伍，却长期存在进社区“蜻蜓点水”、与社区实际需求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如何将高校志愿服务的“活动化参与”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力量”，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
一、现实困境：高校志愿服务与基层治理的“两张皮”
长期以来，高校志愿服务进社区更多停留在“活动思维”层面，形式不可谓不丰富，热情不可谓不高涨。然而，这种“节点式”“运动式”的志愿服务模式，与社区治理的常态化、精细化需求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一是供需错位。社区最需要的往往是矛盾调解、法律咨询等专业性强、持续性长的服务，而高校志愿者能提供的多为通用型、临时性服务，导致“社区不需要的送得多、社区急需的够不着”。二是组织脱节。高校志愿服务多是学校系统组织，社区治理由网格系统运行，两套体系间缺乏有效对接机制，志愿者“进得去”却“融不进”。三是短期效应。多数志愿服务活动“一阵风”式开展，缺乏持续跟踪和效果评估，难以在社区治理中沉淀为长效力量。这些问题的实质，是高校志愿服务尚未从“活动思维”转向“治理思维”。
二、逻辑重构：从“活动参与”到“制度治理”的范式转换
要破解上述困境，关键在于实现高校志愿服务参与基层治理的范式转换。这种转换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逻辑重构。
第一，从“补充力量”到“内生力量”的角色转换。“精网微格”视域下，高校志愿者不应被定位为社区治理的“外来补充”，而应被视为网格治理体系的“内生细胞”。高校青年既是社区服务的受益者，更应是社区治理的责任主体。将高校志愿者纳入网格员队伍序列，使其成为“青年网格员”或“微网格联络员”，是从制度上确认其主体地位的关键一步。
第二，从“粗放供给”到“精准匹配”的模式转换。传统志愿服务多以“供方主导”，高校有什么专业、学生有什么特长就提供什么服务。而治理逻辑要求“需求主导”，即社区网格需要什么，高校就组织什么、学生就学习什么。这需要建立“网格点单—高校派单—志愿者接单—居民评单”的闭环机制，实现志愿供给与治理需求的精准对接。
第三，从“短期活动”到“长效机制”的制度转换。活动化的志愿服务依赖个人热情和节点动员，制度化的治理参与则依赖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和保障体系的支撑。这要求高校志愿服务实现“三个嵌入”：组织嵌入，即高校团组织与社区网格党组织共建联建；流程嵌入，即志愿服务的策划、执行、评估全程纳入网格治理工作流程；评价嵌入，即将学生参与网格治理情况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三、机制创新：高校志愿服务嵌入网格体系的三条路径
实现从“活动参与”到“制度治理”的转换，需要在组织、需求、技术三个维度进行机制创新。
一是组织嵌入：构建“双向对接”架构。制度化的前提是组织化的对接。可探索建立“学校—院系—班级”与“街道—社区—网格”的双向对接架构：在街道层面设立“高校志愿服务工作站”，在社区层面设立“网格志愿者联络点”，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组织网络。同时，推动构建“班级团支部+基础网格”“学生社团+专属网格”的结对模式，实现组织覆盖与网格覆盖的精准匹配。
二是需求对接：建立“按需派单”制度。精准治理的前提是精准识别需求。可依托各地已建成的“网格化社会治理平台”，开发“高校志愿服务微网格”功能模块，建立“网格点单”制度：网格员在日常走访中收集居民的“微心愿”“微诉求”，经分类整理后在平台发布；高校根据志愿者专业特长组建“普法宣传队”“心理援助组”“智慧助老团”等特色服务队，实现“按需派单”。
三是专业赋能：推行“专业+网格”服务模式。高校最大的优势在于专业人才密集。制度化的高校志愿服务，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推动“专业力量”精准注入“网格末梢”。法学专业学生可参与网格矛盾调解，心理学专业学生可开展社区心理疏导，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可参与社区微更新，计算机专业学生可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同时，建立“专业教师+社区导师”双指导机制，使志愿服务既有学术支撑又有实践根基。
四、制度保障：从“试点探索”到“常态长效”
从“活动参与”走向“制度治理”，最终要靠制度来定型、靠机制来保障。在政策层面，应将高校志愿服务纳入基层治理总体规划，建立校地协同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完善政府购买高校志愿服务机制。在制度层面，健全志愿服务时长认证、星级评定、激励保障等制度，探索将学生参与网格治理情况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和“第二课堂成绩单”。在文化层面，挖掘和宣传高校志愿者参与基层治理的典型事迹，讲好“青年网格员”的基层故事，营造“人人参与治理、人人共享成果”的文化氛围。
当前，常州等地正在深入推进“精网微格”工程和“人人社区”建设，高校志愿服务嵌入网格体系既有现实需求，也有实践基础。选取一批社区开展试点，打造“高校志愿+精网微格”示范样板，总结经验后逐步推广，完全有条件走出一条从“活动参与”走向“制度治理”的新路子。这不仅是高校志愿服务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更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