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风宇（南京）
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曾言，诗的生命在情趣，情趣的表现在意象。倘若以此观照龚学明的新诗集《血地》，我们会发现，这部以“叙述性写作”为旗帜的作品，恰恰在当代诗坛“智性过剩”与“抒情空泛”的双重困境中，开辟出一条“可感可知”的诗学路径。2023年中秋，龚学明在研读罗伯特·洛威尔的自白派诗歌后，为新诗集定名《血地》。这一源自泾上村长辈之口的词汇，既指向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成为承载“血肉源头”的精神图腾。它以叙述为舟、记忆为帆，在个人史与时代史的交汇处，让诗歌重新回归生活、回归读者、回归“言之有物”的古典传统。
一、《血地》的命名：从地理空间到精神脐带
“血地”二字本身便是浓缩的诗。它初现于同名诗作，源于村庄拆迁的真实场景——“粉墙剥落时，砖的红底色暴露如流血”，长辈一句慨叹“这是血地”，让地理空间瞬间升华为精神载体。在龚学明笔下，“血地”承载三重意涵：孕育生命的“巨大子宫”，见证生死的“记忆现场”，连接古今的“精神脐带”。这种命名暗合自白派“以个人经验通达普遍人性”的特质，正如洛威尔以家族秘史折射时代的裂痕，龚学明也以泾上村的“血地”为支点，撬动一代人对故乡、亲情与生命的集体共鸣。朱光潜论诗，常强调“命名”即“赋形”，好的诗题本身便是一种“意象的凝结”。《血地》正是如此——它让一个村庄的方言，成为整个时代的精神寓言。
作为地理空间的“血地”，以鲜活的乡村意象群呈现：赵浦江的冰层、竹桥的吱呀、木盆的皂泡、桑葚的酸甜，还有“石踏阶”与“灰瓦屋檐”。这些并非孤立风景，而是嵌入记忆的“情感符号”。《冰上的声响》中，“不厚不薄”的冰层成了“特殊乐器”，瓦片敲击的“清脆通透”，既是童年苦难里“朴实的快乐”，也是血地对生命的温柔馈赠。这种“以小见大”延续了古典诗“意象载道”的传统，却剥离了象征主义的晦涩，让泾上村的一草一木皆成可触摸的“记忆标本”。当村庄在城镇化中“拆解为废墟”，地理血地渐消，精神内核却在诗中永生。《我拎起一片故土》中，诗人“拎起”拆迁后的故土，这一充满张力的动作实为记忆的拯救——“来来去去的血液、贫瘠的欢爱”，凝结成“穹隆里褪色的朝霞”。此时的血地已升华为“文化基因”，让一个村庄的消失，成为一代人精神故乡的永恒印记。
二、叙述性写作：诗歌的“还俗”与“归真”
龚学明在《跋》中坦言，《血地》是“叙述性写作的尝试”：减少象征，减缓节奏，减少行句跳跃。这既是对自白派传统的借鉴，更是对“让泾上村人都能读”的朴素回应。在当代诗歌“故作高深”的背景下，这种“叙述革命”本质上是“诗歌还俗”——让诗歌从语言游戏的迷宫中走出来，回到生活本身。朱光潜曾批评当时诗坛的“晦涩”之风，主张“诗要让人懂”，龚学明的实践正是这一理念的回响。
与洛威尔、普拉斯聚焦“精神痛苦”不同，龚学明的叙述带着“温暖的克制”。他不渲染苦难，而以细节呈现生命的韧性。《洗澡》堪称典范：十岁男孩在严冬中“浑身痒痛”，父亲喊他去窑上泡澡的邀约成了“错失的亲密”。诗中无激烈宣泄，唯有“瘦弱的身体”“强健的父亲”等细节，以及“如果我答应了”的怅惘。这种“留白叙述”让父子隔阂与亲情温暖自然流淌，于简单事物中捕捉诗意，无须煽情却动人心弦。朱光潜论“美感经验”，特别强调“距离”与“节制”，龚学明的叙述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不把情感倾泻而出，而是让它在细节中慢慢渗透。
这种叙述绝非“平铺直叙”，而是“藏诗意于叙事”。《桑葚》中，“关生家茅屋的老桑树”“摘果的男孩”“喊着要吃的女孩”构成乡村速写，结尾“夕阳镀红三个孩子和一棵树”的定格，既保全了事件的完整，又赋予诗性的升华。“叙事—画面—哲思”的递进，正是其叙述艺术之精髓：用口语化语言“说清易懂”，却在结尾留下“言外之意”，让读者在共鸣中体味温情。这种写法，恰如朱光潜所推崇的“无言之美”——诗不说尽，而让读者自己去填充。
三、细节中的个人史：记忆的锚点
龚学明引用奥哈拉“发现细节，救活诗歌”的经验，在《血地》中，细节是记忆的“锚点”，构成了“细节中的个人史”。这些细节多来自童年与亲情，却因“具体性”而具有普遍感染力——正如胡适所言“好诗皆具体”，龚学明以鲜活的细节践行着新诗的基本原则。
亲情细节打破了“歌颂套路”，呈现出“真实的复杂”。《冬天的爸爸》中，父亲“把我扔入河中”的粗暴，实则是“护家抗苦难”的生存教育；《蒲扇》里，长满老茧的手摇动的不仅是凉风，更是“童年夏夜的安宁”；《妈妈两周年祭》以“电闪雷鸣”叠加“痛”，无须修饰却痛彻心扉。这些细节摒弃了“完美亲情”的虚妄，呈现“爱与隔阂”的复杂光谱，让亲情成为可触摸的“生命体验”。朱光潜论“人生的艺术化”，正是要在不完美中看出美，龚学明的亲情书写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童年细节构成了“血地的生活肌理”，让故乡从“乡愁符号”变为“生活现场”。《木盆》中，母亲洗衣的皂泡“耀眼又破灭”，是童年惊喜也是贫困的隐喻；《布鞋》的“密密麻麻针脚”承载着母爱；《过小年》《祭祖》通过“烧纸”“磕头”等民俗，还原了乡村的精神生活。这些细节堆砌成“泾上村生活志”，让读者在“会心一笑”或“黯然神伤”中找回自身的记忆。细节更是“精神撞击感”的来源。《独处》中，“父亲34岁借米”的细节让“不易”具象化，“泪眼婆娑”水到渠成；《牙齿》以“松动脱落”关联“生命衰老”，让“痛”从生理延伸至精神。这些细节的力量源于“真实切片”——龚学明不美化、不虚构，仅将记忆的原貌呈现，却因“修辞立其诚”而震撼人心。
四、异乡与故乡的张力：时空对话中的精神返乡
《血地》四卷构成了“故乡—异乡—回望—溯源”的时空结构，“异乡与故乡的张力”贯穿始终。卷二“异乡，让他记住名字里的身份”集中呈现这种张力：诗人在城市“循环听歌”“凝望雨水”时，故乡始终是“无法摆脱的精神背景”。这种“身份焦虑”既是自白派“自我认知”的延续，也是当代游子的集体困境，让个人记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在异乡，故乡被“记忆滤镜”塑造成“温暖的避难所”。《路灯》中，城市路灯的明亮让诗人“梦回故乡”，却又因“无法平静”而陷入怅惘——灯光与月光的对照，凸显“身异心同”的分裂；《一年的距离》将“房间二十四步”转化为“二十四个节气”，暗合“异乡与故乡不过一年轮回”的哲思；《平原上的火车》里，归人“离家越近越忧伤流泪”，道尽“近乡情更怯”的复杂——异乡漂泊让故乡成为“图腾”，却又害怕记忆与现实的落差。
“回望式写作”让诗人获得了“双重视角”：既是故乡的“亲历者”，也是“旁观者”。《泾上村，我远去的出生地》中，旁观者视角下“残砖碎瓦如伤疤”的描写带着冷静的悲悯；《送我到火车站的孩子》又以亲历者身份记录“挥手送别”的温情。这种融合避免了“怀旧”的虚妄，既保留了童年的温暖，又融入了成年的反思，实现了故乡诗歌书写的一次突破。卷四“发现，手抄本中藏着的青春啼血”是时空对话的极致——四十年前的青春手稿与当下的创作形成呼应。二十二岁时的《投水而去》《夜饭花》等诗，虽有青春的迷茫，却已显露“细节写真情”的特质。这些手稿既是“青春遗物”，更是“血地主题的源头”，证明“故乡与亲情”是其永恒的母题，“叙述性写作”是风格的自然成熟。
时空对话最终指向“精神返乡”。《让他记住名字里的身份》中，诗人叮嘱孩子“记住身份”，实则是传递“血地基因”；《我只有一只眼睛会流泪》中，“流泪的眼”牵挂故乡，“不流泪的眼”担当现实，构成了一种“游子的智慧”。正如“人生是需要穿越的河流”，龚学明的“返乡”不是回归物理意义上的故乡，而是在诗中构建一座“永恒的血地”，让所有异乡人都能在此寻得“精神归宿”。
五、《血地》的当代价值：可通约的诗学
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反复强调，艺术的价值在于“把平凡的事物化为不朽”，在于“在有限中见出无限”。《血地》的当代价值，恰恰在于它构建了一种“可通约的诗学”：既满足研究者对“文本深度”的需求，又让普通读者能够“读懂共鸣”；既继承自白派“个人化书写”的传统，又融入古典诗“言志载道”的精神；既扎根于泾上村的“小叙事”，又折射出“故乡消失”的“大时代”。这种“小众与大众”“传统与现代”“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平衡，正是新大众写作倡导方向的理想实践。
龚学明说“诗歌是痛苦的产物，是精神避难所”。对他而言，《血地》是父母离去、故乡消失之后的“创伤疗愈”；对读者而言，它是“找回记忆的钥匙”；对当代诗歌而言，它是“回归现实的旗帜”。它证明：诗歌不必故作高深，以真情为骨、细节为肉，便能在“血地”之上扎下永恒的精神根系。当泾上村的“血地”在物理空间中逐渐消隐，《血地》的诗行却让它成为“永恒的图腾”。正如诗中所咏“大雪覆盖不了泾上村的生生死死”，时间也磨不灭血地之上的记忆。龚学明以叙述之笔，将这些记忆刻入文学的年轮，让每个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血地”——那片孕育生命、承载亲情、安放灵魂的精神故土。这或许就是朱光潜先生所期待的“人生的艺术化”在诗歌中的一次动人实践。
作者简介：李风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读评人、文学创作一级、曾任《雨花》杂志主编；“风宇书评”《文艺观察家》等书评栏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