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信访处理达成协议的事项能否纳入民事诉讼受案范围

2018年开始，被告陈某、张某占用盱眙县某村省级生态公益林建设鸭棚，从事养殖。2023年，盱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行政处罚，限令陈某、张某恢复原状。因建设投入等未得到补偿，被告陈某、张某陆续向相关部门信访。

2024年7月，原告盱眙县某村村民委员会（甲方）与被告陈某、张某（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2024年4月以来，乙方多次向省信访局、林业局等部门反映其在盱眙县某村建设的鸭棚20个月停养补偿等问题。为妥善化解矛盾，双方就补偿事宜达成协议：一、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90万元。乙方自愿放弃养殖棚及附属物所有权、经营权等，全部交由甲方处置。二、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乙方就养殖棚、生产经营及其延伸的所有诉求均已圆满解决，乙方不得再向任何部门提出其他任何主张。三、本协议为保密协议，如乙方违约，本协议立即作废，并且乙方退还已从甲方处领取的补偿费用，一切后果自负”。同月，盱眙县某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局村集体资金结算户向陈某账户转账90万元。现原告以案涉协议处理事项再生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被告向原告返还90万元。

盱眙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从案涉《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该《协议书》的签订目的是原告为了解决信访争议而给予被告方的补偿，经信访处理达成协议的事项不应再纳入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故该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事项是否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首先，从信访与民事诉讼的性质看，信访与民事诉讼作为我国纠纷解决体系中的两种方式，定位不同，设计逻辑与核心功能决定了不可随意交叉替代。信访属于行政协调型救济机制，核心功能是柔性化解矛盾、衔接行政职责，针对行政机关履职争议、民生诉求等不适宜或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事项，通过信访部门的协调、督办，推动行政机关与当事人达成共识，本质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协商化解，追求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纠纷终结。而民事诉讼是司法裁判型终局机制，核心功能是通过法定程序判定权利义务、实现司法终局性，针对符合民事诉讼法受案范围的争议，由法院依据法律对事实和法律关系作出强制力裁判，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追求程序正义与结果确定。从案涉《协议书》签订的背景来看，由村委会给予被告方补偿是为解决信访争议，若将已通过信访达成协议的事项再纳入民事诉讼，本质是混淆了行政协商与民事司法裁判的功能边界，即信访已通过协调固定了当事人的合意，民事诉讼却再对同一事项进行裁判，相当于让司法程序否定行政协调的成果，导致两种纠纷解决制度的功能错位，信访的化解能力被削弱，民事诉讼的终局性也因重复处理而失效。

其次，根据民法典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信访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若允许当事人在达成协议后再就同一事项起诉，本质是允许当事人出尔反尔，既享受了信访协调带来的利益，又试图通过诉讼追求额外利益，这不仅破坏了民事活动的诚信基础，更会让行政机关陷入协商无用的困境，即后续信访工作中，行政机关因担心协议被诉讼推翻，不愿主动协调，最终导致信访的柔性化解功能失效。

更关键的是，按照社会解纷在前、诉讼断后、信访兜底的原则，信访处理方式是一种补充性的救济方式，具有兜底性，将案涉相关事项纳入民事诉讼范围会形成信访—协议—民事诉讼—再信访的不正当循环，引发程序空转与资源浪费。综上，原告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申请解决案涉争议缺乏法律依据，对其起诉应予驳回。蔡雨生 苏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