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重要且艰巨的任务。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增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从而增进民族地区民生福祉，提高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生活品质，这也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的题中之义。将增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统筹纳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之中，一方面，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初心使命的践行和对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原则的坚守；另一方面，也明确了民族地区的民生工作、公共服务建设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当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并给予了大力支持，促使其不断发展优化。在此背景下，应始终紧扣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从“扩”范围、“优”机制、“强”效能三个方面优化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路径，不断增强其可及性，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
一、“扩”范围，推进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全领域发展
首先，以县（市、旗）为核心，立足民族地区城乡发展，统筹和分析基本公共服务的实际需求，然后依托现有的平台和载体将优质资源有计划、有秩序地转移到偏远乡镇、薄弱村落等落后地区。通过精准转移，使得落后地区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可及性兜底保障，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从城乡和地域上缩小民族地区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资源承载能力上的差距。
其次，在全领域发展中应始终坚持“共享共富”的理念，基于资源、分配、参与主体等维度进一步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行性要素，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同时，针对贫困落后地区需加大财政投入，重点解决各方面的发展障碍，如教育上学校师资薄弱、医疗上诊疗水平低、就业上信息不通畅等，进而促使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利。此外，可借助持续优化事权、明晰责权、调整财权等方式将跨地域的相关优惠政策举措落到实处，即劳动就业政策、资金流转政策、社会保险政策，并进一步细化政策使其更加具体，以更好地实现统一规划和统筹协调，避免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体系在跨地域中出现各自为战、服务脱节的现象。
二、“优”机制，提升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精准高效性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供给机制和成本分摊机制。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要立足公共服务价值最大化、社会福利最优化制定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供需次序标准，然后合理分配不同地域的服务资源和设备，避免其出现集中化。从供给侧视角来看，该分配机制将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次序和人民最关注、最实际、最直接的需求紧密联系，使得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更加具有精准性、高效性。从供给端视角来看，形成了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供给合力。
其次，应进一步健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质量监督和保障机制。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制度和相关政策制定的主导者，不仅要明确自身职能分工和各部门的具体责任，还应做好监督、反馈的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自我约束，如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清单制度、创新自我监督形式等，为服务的落实提供良好的保障机制，避免其流于形式、表面化。
最后，应充分发挥各族人民、各相关利益方在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积极作用。通过推动民族地区相关主体与社会保障政策间的良性互动，避免政策脱离群众和主体被动接受，明确提出三项制度，如民主评议决策制度、民主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积极调动各相关主体参与其中，形成多元参与监督的格局，增加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机制的弹性约束。
三、“强”效能，增进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数据驱动力
首先，应构建民族地区“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依托大数据技术支撑，加工、分析、应用信息要素服务，使其转化为可用的信息资源，不仅能促使政府部门决策更加科学、高效、智能，还可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精准供给水平。
其次，应加快民族地区“一体化”数字政府平台建设，通过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机构平台建设，发展与线上配套的线下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功能，促使地方政府在日常管理服务中全面融入数字技术，实现数字技术向基层“下沉”。在这个过程中，应着重将数字政府职能向广大农村进行延伸应用，在时空维度上进一步拓展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范围。
最后，应促进民族地区城乡各类优质资源“网联”，加大民族地区数字平台建设和数字技术支持，进一步整合民族地区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资源，高效精准识别服务对象需求，通过数字技术共享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实现民族地区城乡互联互通，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发展质量和实效。
结 语
总之，增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密切联系。从新征程角度看，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持续推进，有助于各族人民在公共服务中感知国家力量，在共享中深化民族认同，在认同中相互扶持、携手发展，进一步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