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新四军全军仅有炮1门、机枪57挺、长短枪6231支；到1945年7月，全军拥有炮194门、机枪3237挺、长短枪10万支。
短短7年，新四军装备何以实现从“一穷二白”到“量质齐升”的跨越？答案，深藏于自力更生的军工生产中——这支队伍以白手起家的勇气、艰苦奋斗的韧劲，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蜕变，更实现了从修械到研制的历史性飞跃。
从一座祠堂起步的兵工梦想
“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这一指示，为华中敌后军工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就在同年4月，新四军军部移驻皖南岩寺，在上渡桥江家祠堂内建立了第一个修械所，8月修械所随军部迁至泾县小河口。这座简陋的祠堂，就这样成为华中敌后军工事业的摇篮。
初创时期的艰难超乎想象。修械所设备简陋，原材料和技术力量短缺，又没有固定厂房，工人们只能在老百姓家中或露天广场进行生产。每当战事来临，他们就用人背、马驮、船装的方式转移工具材料。正是这样的工作环境，让他们获得了“家庭修械所”“露天修械所”“水上兵工厂”“马背兵工厂”的称号。
“中国的手工业算得上第一流”
就是这样一支看似“土气”的兵工队伍，创造了令人称赞的成果。1940年上半年，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在叶挺将军夫妇陪同下参观新四军修械所。她亲眼见到新四军自制的“汉阳造”步枪连续射击一百多发子弹后才出现枪管发热、木护盖冒烟的现象，不禁连声感叹“中国的手工业在世界上算得上第一流的”，随后发表《中国军队随军兵工厂》一文向世界报道。
从“马厂造”到“枪榴弹”：自主攻坚的军工之路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新四军的军工生产逐步从修理走向系统的仿制与研发。1941年4月23日和11月7日，中央军委先后下发《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明确提出“在目前条件下，兵工生产的基本方针应当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要求集中极为有限的资源，实行以弹药为主、枪械为辅的翻制和研发。
在这些指示的指引下，新四军各师军工蓬勃发展。在淮海抗日根据地马厂一带，一种仿“汉阳造”步枪——“马厂造”步枪声名鹊起。从1941年组建铁工会到1945年日寇投降，马厂共修理各式枪械1万多件，新造步枪7000多支，还生产了大批其他枪支和5000多把刺刀，产量仅次于八路军兵工厂，位居全国各根据地第2位。
面对日、伪、顽的联合封锁，新四军各师军工战线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各地政府也积极配合，1940年9月4日，高邮县政府转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关于搜集空子弹壳的通令。同年12月18日，又发出关于搜集军用通讯、交通、兵工器材的通报。
英雄的兵工战士
在这条攻坚之路上，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1938年参加新四军后，在研制弹药时3次负伤，炸瞎了左眼，炸伤了左手4根手指和右腿。但他坚持“活着一天，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的坚定信念，终于摸索生产出枪榴弹、平射炮等武器。
1944年4月22日，《盐阜大众报》刊发《枪榴弹》文章，详细报道了新四军自主研制武器的突破。
另一个传奇故事发生在第4师。部队挖出一根锈迹斑斑的75毫米炮管，辗转送到师部后，师军工部副部长李仲麟靠着一本阎锡山部的《山炮使用维修规程》，历时3个月配齐零件，修复炮身，使之成为第4师的攻坚利器。
到抗战后期，新四军的军工生产已形成相当规模。1944年8月22日的新四军军工生产情况报告显示，这支从祠堂里起步的兵工队伍，已经发展成为支撑华中抗战的重要力量。
从“铁军军工”到“中国创造”的精神传承
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新四军的军工事业不仅制造出了一件件武器装备，更锤炼出一种在绝境中创新、在封锁中突破的精神品质。新四军战士们用最简单的工具，在最艰苦的环境下，创造了“马厂造”“枪榴弹”等一个个军工奇迹。从抗战时期的“铁军军工”到新时代的“中国创造”，变化的是技术与环境，不变的是一以贯之的创新勇气和实干精神。真正的创新，源于使命担当，成于艰苦奋斗，归于坚守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