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县域路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推动基层治理走向法治化，既是对传统基层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与提升，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更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长期和谐稳定的关键支撑。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及历次全会精神，切实将法治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对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助力乡村振兴、提升治理效能具有深远意义。

近年来，江都区积极探索基层法治实践，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逐步建立起覆盖“区—镇—村”三级的法治工作网络，创新实施“法治副书记”派驻机制，推动法律顾问全面进驻村居，打造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法治治理模式。此外，通过推行“网格+法治”融合机制，将法治建设深度嵌入网格化管理，显著增强了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与精细化水平。然而调研也显示，当前基层法治建设仍存在一些短板，例如部分治理主体法治观念较为淡薄、执法资源配置不均、制度体系尚未健全等。为此，有必要在总结既有成效的基础上，围绕党建引领、制度完善、服务供给、技术支撑等方面持续发力，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法治治理样板。

一、突出党建引领，筑牢法治治理核心

基层党组织必须巩固其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权威与核心地位，以此整合多元治理力量，化解多头管理带来的职责交叉与协同不畅问题，提升治理的整体性与协同性。党组织应着力加强法治型队伍建设，围绕基层治理的重点任务，全程贯彻法治理念，充分发挥乡村党组织在协调推进、督促落实方面的作用。要以党员教育管理为抓手，优化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结构，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理紧密结合。乡镇党委需强化统筹协调功能，健全乡镇法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形成党委领导、多方协同的法治工作格局。基层党组织还应树立“大党建”思维，整合区域内党务、政务及服务资源，推进网格化法治服务，构建覆盖广泛、反应迅速的法治服务网络，为群众提供集成化、便捷化的法治服务，增强基层矛盾预防与化解能力。同时，要积极引导和培育各类基层社会组织，如业主委员会、人民调解志愿服务队等，依法赋予其相应的治理权限，构建起党建引领、群众自治、高效服务“三位一体”的基层治理机制，依托村社党群服务中心等平台，鼓励群众参与法治议事，拓宽治理参与渠道。

二、健全法律规范，夯实依法治理基础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重视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与适用。一方面，要立足基层实际，加快制定与修订符合宪法法律精神、贴近治理需求的村规民约及其他地方性规章，尤其针对物业管理、环境整治、纠纷调处等常见问题，出台具体明确、便于操作的实施办法。另一方面，应清晰界定基层政府、村（居）民委员会、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的权力与责任，推行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制度，规范权力运行流程，有效防止权力越界与滥用，确保各项治理行为在法治框架内开展。

三、优化法律服务，提升法治惠民实效

建设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矛盾纠纷依法化解、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要重点加强农村地区法律服务基础设施布局，构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多层互补的法律服务网络，持续完善人民调解、公证、律师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机构与功能。同时，应重视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治理资源，民间规范作为衔接国家法律与乡土伦理的“准法源”，具有自治、契约、地域等特点和较强的社会适应性。要在国家法律指引下，推动这些民间规范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使其在法治框架下焕发新活力，助力基层治理健康有序发展。

四、强化科技支撑，赋能智慧法治建设

应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打造全域覆盖、数据驱动的智慧治理模式，打破部门、层级和数据壁垒，构建基层治理数字化协同机制。通过建设集服务、管理、监督于一体的基层治理大数据平台，推动村级事务办理、社会治理参与、村务监督等流程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数据赋能的乡村自治新形态。利用数据分析识别治理风险，实现早期预警与精准干预。统一基层数据接入标准，打通数据共享技术梗阻，逐步解决数据多头管理、碎片化问题，建立基层风险全景档案与动态决策支持系统，推动治理模式从“经验主导”向“数据驱动”升级。此外，要拓展智慧法治服务渠道，整合县域法律服务资源，借助信息化平台推动优质服务下沉，打造集在线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普法宣传与远程调解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法律服务系统，深化“枫桥经验”在数字时代的实践，实现法治服务流程的线上化、便捷化。

结 语

未来，唯有持续夯实党建核心引领，完善基层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普惠性法律服务供给，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才能破解治理堵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法治治理范式，为乡村振兴筑牢法治根基，让基层治理在法治轨道上实现长效善治，切实守护群众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