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下，政府治理范式正经历深刻变革，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也随之重构。本研究基于“技术嵌入—价值驱动”的双维分析框架，通过对S市数字赋能公共服务案例的分析来揭示技术嵌入与价值驱动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过精准识别、动态响应与系统整合三重路径，在服务模式创新、决策机制优化和互动方式变革三个维度实现突破性进展，重构了基层治理的空间结构，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效能，形成了公共价值共创的新格局。研究表明，技术嵌入与价值驱动的良性互动，正在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路径。
一、背景
以5G、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具有高度智能化、强联动性与快速迭代的特征，不仅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也推动了政府部门的流程再造与组织变革。公共服务作为国家意志在社会场域的具体体现，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核心媒介，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养老、文化、科技等事业发展的载体功能，为公众物质与精神生活提供基础保障。根据《“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到2025年，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保障基本、社会多元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基本形成，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在这一背景下，“数字之治”正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成为推动“中国之治”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因此，本研究从数字技术嵌入与社会价值驱动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公共服务精准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机制，以回应新时代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需求。
公共服务最初被界定为政府及公共机构为满足社会共识性需求、保障公民全面发展而构建的基础性支持体系。公共服务作为政府核心的行政职能，既是民生所需，又是政府承担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职能（孙晓莉，2011）。受传统科层体制的约束，公共服务长期呈现单一主体供给的特征，而政府职能涵盖广泛且目标多元，公共服务作为其中之一，在实施过程中常面临体制内多重阻力与“大撒网”式的粗放型服务模式。在此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探析的是，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具体实践将呈现出什么样的实践逻辑。
数字技术凭借其在信息采集、评估分析及资源整合等方面的能力，为公共服务决策提供了精准高效的信息基础，同时推动业态模式与供给机制创新。现有研究多聚焦技术单向赋能，如智慧社区与乡村建设助力服务覆盖“最后一公里”（唐斯斯，2016）；智慧治理平台破解条块分割难题（于君博，2021）；大数据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与供需精准匹配（梁玉芳，2022）；亦有学者提出构建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合作平台，以预测并响应公众需求（张红彬、李齐，2018）。然而当前研究多停留于技术应用层面，未能充分结合组织与公共性价值形成综合视角，致使分析框架存在一定局限性。为此，本研究拟从技术嵌入与价值驱动的双重视角出发，系统探讨基本公共服务的优化路径，以弥补现有研究的理论空白。
在技术创新理论与治理理论的交叉视野下，本文提出“技术嵌入—价值驱动”的整合性分析框架，用以系统阐释数字技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精准治理的内在逻辑。熊彼特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强调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为理解技术演进对公共服务体系的结构性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数字技术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传统公共服务中政府单向主导、公众被动接受的供给格局，更通过构建多元协同、双向互动的治理结构，推动组织形态与运行机制发生深刻变革。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主张打破政府单一管理模式倡导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的合作与互动，形成协同治理格局（郁建兴、王诗宗，2010）。数字技术通过构建新的治理场域，推动公共服务从粗放供给向精准响应转变；而价值驱动则赋予技术应用以公共理性，强调以公民为中心，提升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与包容性，尤其注重对数字弱势群体的制度保障。本框架的核心在于揭示技术嵌入与价值驱动之间的双向耦合关系，技术嵌入在实践中触发价值调适与规则演进，而价值诉求则反向引导技术应用的路径与边界，二者共同塑造公共服务精准治理的动态过程。
本研究严格遵循典型性与代表性，以确保构建的理论逻辑扎根于中国实践。所选案例具备典型性，能穿透式地展现顶层设计落地与制度创新的扩散效能；其代表性体现在国家统一政务服务标准框架下，由地方自主创新并被中央层面高度认可的成功实践，通过对该模式的深度剖析，可以有效增强研究发现的外在效度与普适性。S市立足于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推进数字化改革的双重背景，创新打造韧性治理模式。该模式通过线下建立多功能实体阵地与线上开发集成化数字应用双轨并行，核心举措是构建“一库一舱两端”系统架构，并深度嵌入“浙政钉”“浙里办”平台，最终实现了网格底数一图明晰、事件处置一网协同、居民服务一屏归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底数不清、响应迟缓等难题，达成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的善治效果，赢得了群众的广泛好评。
其成功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体现在三个层面的深刻转变：第一，治理空间的裂变。打破了传统治理的物理边界，通过线上数字场景构建了一个与实体网格重叠映照的虚拟治理空间。治理要素在此空间内高效联动，使治理的触角得以无限延伸，机遇与挑战并存，实现了从有限场域到全域覆盖的裂变式拓展。第二，治理方式的速变。面对信息化时代的快节奏，传统治理手段难以为继。将数字技术全面注入治理工具箱，通过建立吹哨协同、突发快跑等机制，极大地冲击并重塑了政府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第三，治理主体的转变。该模式成功打破了政府作为单一供给主体的传统格局。通过“浙里办”服务端，居民从被动的被治理者转变为积极的治理参与者，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局面。
二、案例分析：技术嵌入与价值共创的实践逻辑
S市治理模式之所以能成功落地并赢得群众好评，其背后逻辑在于它精准地实现了技术嵌入与价值驱动的有机耦合。该模式并非简单地将线下流程线上化，而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社会价值为根本导向，利用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性重塑。
（一）服务模式创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精准化转变
线上场景通过“浙里办”服务端归集各类服务，线下网格家成为实体阵地，通过技术对服务资源整合。一方面，技术赋能普惠价值，通过“服务一屏归集”打破信息壁垒，使所有居民都能便捷地获取服务信息，实现服务“零距离”；另一方面价值目标驱动技术深化，正是为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系统需要进一步利用城市枫桥数据库和动态走访机制，主动感知和预测居民的个性化需求，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发现和精准推送。
（二）决策支持创新：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科学化跃升
信息一图明晰、预警一览无余和智能分析模块，正是技术赋能决策的直接体现。各类治理数据的实时汇聚与可视化，为管理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全局视野。一方面，技术赋能科学决策价值，数据看板使决策者能够精准掌握社区动态、识别风险隐患、评估政策效果，从而做出更科学、更具前瞻性的部署；另一方面对治理响应性和精准性的价值追求，倒逼技术架构必须支持数据的实时更新与深度挖掘，从而不断完善数据库和算法模型，从根本上提升治理的预见性和精细化水平。
（三）互动参与创新：从“单向传达”到“多元共治”的民主化转型
“浙里办”的诉求服务、在线调查、在线投票与治理端的党群协商、吹哨协同机制，共同编织了一张多元互动的网络。一方面，便捷的线上渠道极大地降低了居民表达诉求、参与社区事务的门槛和时间成本，激发了公众参与的热情，保障了他们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共识驱动技术功能的创新，为了促成有效的“互动”，系统必须设计出如在线投票、议事协商等模块，并将居民反馈纳入绩效考评，形成了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良性互动闭环。
结 语
近年来，各级政府日益将数字技术的调适性同政府职能有效结合起来，更加注重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间的协同，这不仅是针对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问题作出的策略改进，更是精准治理目标下由数字技术引发的数字政府治理方式的调试性变革。S市的实践证明，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力绝非自发产生，它必须被置于明确的价值目标指引之下，而社会价值也需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才能转化为扎实的治理效能。正是这种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深度融合与双向赋能，使其不仅是一个技术平台，更是一个承载着以人为本、共建共治等核心价值的现代化治理载体，这正是其赢得群众广泛赞誉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