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至1937年底，上海、杭州、芜湖、南京等城市相继失陷，江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敌人的进攻目标，转为夺取徐州，打通津浦线。因此，集中力量保卫徐州，成为我国在第二期抗战中最主要的任务。为“大量的钳制敌人的兵力，以便于我主力在保卫徐州的战争上，取得胜利”，同时保住江南战场的重要战略地位，1938年4月28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先遣队由皖南岩寺出发，揭开了新四军向江南敌后抗日的序幕。
1938年4月26日夜，欢送新四军先遣队的大会在皖南举行。欢送的同志们一个个上台发表演讲，或悲壮或激昂或不舍，有女同志哽咽着、流着泪。房东为表示对这支部队主动前往已经被暴日占领的敌后的敬意，特意买了一篮糖果。朱团长训话说：“希望你们将来领着一大批群众来欢迎我们，作为今晚我们欢送会的回礼！”丁主任说：“勇敢牺牲是很容易的，艰苦奋斗是很难的，你们必须具备钢铁一样的坚强性来迎接今后万重的困难；就是到危急的时机，也须保持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儿女的姿态……”
28日，项英亲自为先遣队拍了照片，400位勇士告别皖南，奔赴敌后。然而，因沿途受到许多不应有的阻碍，先遣队直到5月19日徐州失陷当天，才正式进入江南战场。
此时“江南的一切战略基点，以及主要与次要的交通线及其工具，完全为敌人所占据与控制”。出发前接到的任务是“团结群众”，然而此时江南的群众在遭受了侵华日军烧杀抢掠、国都沦陷、正面大军节节溃退以及土匪武装打家劫舍后，抗战情绪十分低落，抗战胜利信心严重不足。看到先遣队“背的是一些烂枪，机关枪亦很少，服装更不整齐”，因此更加怀疑先遣队是否能够打败日本，甚至连粮食也不愿意卖。
如果群众对于抗战态度消极，那么部队打游击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何取得群众信任，团结群众积极支持抗战，成为摆在新四军面前的首要难题。
粟裕率先遣队以实际行动展开了艰苦的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群众不愿借房子，部队就在村外或者是田野里露营，雨天晚上遇到不肯开门借房子时，就站在门外，靠在屋檐下过夜；群众不卖粮食，就饿着肚子或吃糜粮；群众误以为是坏的游击队而开枪时，始终未还击……根据美国合众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撰写的《人民之战》记载，新四军进村，与其他武装不一样，“先派一个不带武器的代表去同群众代表商谈，说明它要的东西是会付钱的，而且果然言而有信。当群众给指挥官送来猪、鸡等慰劳品时，竟被谢绝，这是他们料想不到的。军队吃的东西，是出钱买的。而且部队首长还请农民吃饭，请他们给部队的行为提提意见。现在，老百姓是主人，新四军是对他们负责的，而且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新四军所到之处，赶跑了危害群众的土匪，摧毁了伪军建立的欺压群众的伪政权。靠着三大纪律、十项注意，一贯的忍耐和艰苦的行动，最终先遣队成功让群众消除误会，并将新四军的模范行动传遍了整个江南。
尽管兵器不利、技术不利，地形也不再全部是适合埋伏的山地，更多的是平地、河网、湖泊，而且先遣队的行动在敌方的飞机下一览无余，但先遣队除了完成配合正面战场破坏敌人交通、牵制侵华日军的任务外，还是想尽一切可能，在江南敌后大胆而细致地寻找着一切能够打击侵华日军的机会。1938年6月17日，先遣队在镇江取得了进入江南的首战——韦岗战斗的胜利。粟裕在一年后的文章《先遣队的回忆》中指出：“这一战斗的胜利，不仅奠定了我军进入江南地区的基础，而且开辟了胜利的先声。”
先遣队用实际行动和广泛宣传告诉群众，群众也有抗日自卫的权利，也能打赢侵华日军。随着汉奸敌探被肃清、伪政权被摧毁及一场场战斗的胜利，人民的抗战情绪大大提高。此后，群众不仅请部队驻到家里，“烧茶送水，卖粮食，探消息，抬伤兵，担东西，送信，带路，捕捉敌探，扰乱敌人，破坏敌人交通”，都踊跃参加，甚至为了保护新四军而牺牲。铁的纪律下，新四军与江南人民，“成为同生死共患难的难兄难弟”，出现了“壮士军前半死生，民众后方争入伍”的抗战画面。
在群众的支持下，新四军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江南战场的敌我形势大大好转，侵华日军兵力从之前的“五六十里才有敌人十余个守兵，交通关内，简直百数里没有一个日军”到1939年的“交通线上，每距三里五里，即称有敌之碉堡，而每个碉堡的敌人守兵，由过去三四个人，增加到三四十人，每个城市由五六十人，增加到二三百人”，新四军以“只占整个东战场四分之一不到”的活动地区，钳制的侵华日军数量“已达到先遣队出动时整个东战场敌之数目”，大大钳制了敌人的兵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
供稿：江苏省档案馆 朱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