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帆（宿迁）
最近一次看到弟弟，是在一次喧闹的喜宴上。他独自坐在角落，才四十岁，却已经像六十岁的老人，脸颊深陷，皮肤松垮地耷拉着，穿过热闹的人群，看见我时，努力挤出一个笑容，脸上每条皱纹像被刀刻过一样深。
那是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我们在院子里晒麦子，五岁的弟弟留在屋里，他踮着脚够到了墙上的插座，好奇地将剪刀插了进去，左手就被电吸住。此后的三年里，父母带着他辗转于淮安、南京、上海的各大医院。我的记忆里永远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以及弟弟因为疼痛发出的哭喊。
每隔两天就要进行的清创治疗是一场酷刑。父母合力抱住他挣扎的小身子，医生用镊子夹着蘸满消毒水的棉球，一点点清理腐肉。弟弟哭得嗓子沙哑，反复哀求：“医生叔叔轻点、轻点。”最可怕的一次，医生用药水给他洗手时，轻轻一拨，左手的一节大拇指直接掉在了治疗盘里。那声清脆的“啪嗒”声，至今还在我的噩梦中回响。
爷爷步行三十里地赶到医院，看见弟弟的惨状，这个经历过饥荒年代的老人忍不住老泪纵横。他回家后做了一件让全村震惊的事：把奶奶的牌位和祖宗牌位全都扔到了门口的菜地里。虽然后来他又默默地把奶奶的牌位捡回来，放在自己的床头，每晚对着牌位念叨：“你在那边要保佑孙子啊，别让他再受苦了。”
一九九八年，我上初三，弟弟上小学五年级。一天放学回家，我看见他把所有的课本整整齐齐地码在床底下。“姐，”他说，“你去上学，我挣钱供你。”那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决定的意义，直到很多年后，我在城里安了家，有了体面的工作，才明白弟弟为我牺牲的是什么。而他总是说：“要不是姐你当年把我从电线上拉下来，我早就没命了。”
辍学后的弟弟只有十二岁，却进了村里的三合板厂。锯末纷飞，机器轰鸣，高温让空气都变得黏稠。工人们常年赤膊，汗水在身上冲出一道道泥沟。他们看见弟弟进来，笑得前仰后合：“乳臭未干的小子，干不了一个月就得哭鼻子回家！”
弟弟真的哭了，但不是因为累。第一个月末，他领到十块钱工资，全部交给了父亲。父亲接过那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强忍着激动、手一直在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得了脚趾炎那次。为了省钱，他死活不打麻药，不让吊水。村医拿出钳子时，他咬住一条毛巾，手指死死抓住椅子扶手。当指甲被硬生生拔掉时，他的冷汗像雨一样往下滴。可是不过休息了半小时，他就一瘸一拐地往厂里走。血从纱布里渗出来，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留下一个个鲜红的脚印。
苦难中的爱情，是命运给弟弟的第一份礼物。那个姑娘比他大四岁，每天用自己的饭盒给他带饭，把肉都挑给他吃。家里强烈反对，弟弟第一次违背父母的意愿反抗了：“我就是要娶她！”婚礼很简单，小夫妻用所有的积蓄，又借了些钱，在老屋旁盖了一间新房。为了给怀孕的妻子补充营养，弟弟每天下班后去河边钓鱼，用残疾的左手按住鱼，右手去掉鱼的鳞片，然后亲手炖成鱼汤，然后笑着看妻子喝下。
弟弟的奋斗有了回报。他成立了自己的装修公司，最兴旺的时候，手下有100多个工人。曾经在困难时向他伸过援手的，找到他时，他都安排进了公司。他在老家盖了别墅，买了汽车，把一双儿女送进了城里最好的学校。每次喝酒后，他总会对孩子们说：“你爸当年数学考全校第一，要不是没钱……”话没说完，眼神就黯淡下去。
但命运似乎总是和他开玩笑。疫情过后，房地产市场低迷，工程款要不回来，材料价格飞涨。去年秋天，弟弟的公司终于撑不下去了。欠了七百多万外债，别墅抵押了，车子卖掉了。
我看着他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左手依然习惯性地缩在袖子里。四十岁的人，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但当我走近时，发现他的眼睛还是亮的，就像小时候那样。
“姐，”他说，“只要手还在，就能重新开始。”
我的弟弟，他自小就是负重者，无论被命运击倒多少次，总会再一次站起来。这就是他的人生，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无数像他这样的普通人，用自己的脊梁扛起了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哪怕被压弯了腰，也从不放弃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