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打造成为一个文化包容、经济共享、政治同心、社会和谐、生态共护的牢固的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泰勒指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格尔茨认为，文化是“意义之网”，文化需要深描，文化是公共的，文化是语境性的。文化是由社会认可的意义结构所组成，人们通过这些结构构成信号并相互联系。文化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通过具体的、可感知的载体来呈现和传承的。具体来说，文化通过层层嵌套的文化符号体系得以存在和传承。这套符号体系是抽象价值系统的具象化身，它像一套“社会剧本”，无声地指导着生活于该文化中个体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最终使得文化得以延续和再生产。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实体，而在这个实体之上一定有一些共通的文化，以文化符号的形式将生活在同一个地理空间中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实体。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各族群众中传承发展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
一、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结构与分层
格尔茨认为，人需要符号源去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对人来说，天生就有极普遍的反应能力，这种能力虽然有可能使人的行为更有可塑性，更具有复合性，在每一事情发生的场合中更有效率，但是它却不能使人的行为得到准确的调节，没有意义的符号体系提供的指导，就不能指引我们的行为。为了给行动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被迫越来越多地依赖文化资源，积累起来有意义的符号贮备。这类符号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编织世界意义、构建社会秩序、塑造个体认同的基石。因此，对人而言，文化资源即积累起来的有意义的符号贮备，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我们赖以生存和行动的指南针和地图。人性从其本质而言，是在文化符号体系中得以实现和完成的。我们天生拥有学习的潜力，但真正使我们成为“人”、成为“某一特定文化中的人”的，正是我们所继承和运用的那套“有意义的符号贮备”。
中华文化符号体系并非扁平化的存在，而是一个具有复杂层级结构与内在象征逻辑的有机整体。依据其象征范畴与功能，可将其划分为：总括性象征符号（一体性）、关键性象征符号（中介性）、地方性象征符号（多元性）。顶层的“一体性”符号确立了共同体的根本认同与凝聚力；底层的“多元性”符号则展现了文化的丰富性与适应性。这种结构越清晰、互动越顺畅，就越能形成良性的文化循环，使各层级群体在保有独特性的同时，不断增强对更高层级共同体的归属感与向心力，从而从根本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一层级是总括性象征符号，总括性象征符号指那些被一个国家或文明共同体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共同承认，并能立刻激发起对其所属共同体之整体认同与情感共鸣的标志性符号。它们是共同体统一性、独特性与连续性的最集中体现。总括性象征符号必须首先在形式上高度凝练，才能实现其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的功能。如五星红旗的图案简洁到极致，但其象征意义无比宏大。一个强大的总括性符号，其“简单”绝非“空洞”，而是“高度的浓缩与聚合”。它是一个意义富矿，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代，都能从中挖掘出与自己相关的、层层递进的意义。如，长城既是军事防御工程，也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毅力的结晶；既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海外游子心中的乡愁载体。
第二层级是关键性象征符号，关键性象征符号指那些能够集中体现、承载并传递一个共同体核心价值与共享文化模式的符号。它们不如总括性符号那样抽象和至高无上，但比地域性符号更具普遍性和影响力，是共同体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最能切身感知和体验到的“文化支柱”。这些象征符号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能够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情感和文化自信。关键性象征符号则是在这些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和深化，它们通过故事、成语、典故等形式，传递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民族精神。例如，“龙的传人”和“炎黄子孙”强调了中华民族的起源和传承，象征着民族的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神州大地”描绘了祖国的辽阔和壮丽，体现了对祖国的热爱和敬仰；“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精忠报国”等故事，则传达了中国人民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忠诚爱国的精神品质。这些关键性象征符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它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传承、发扬，成为塑造国民性格、提升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力量。
第三层级是地方性象征符号，地方性象征符号指那些与特定地理区域、特定民族或特定社群紧密相关的文化符号。它们深刻反映了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智慧，是构成中华文明整体丰富性和内部差异性的基础单元。如蒙古包、马头琴等，不仅仅是蒙古族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尊重的象征；火把节、泼水节等是社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过共同的文化实践加强了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和社会凝聚力。这些地域性象征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也为不同民族提供了表达自我、传承文化、促进交流的平台。
这三个层级的象征符号构成了我国的文化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既体现了国家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又尊重和展示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让每一片“枝叶”都能茁壮成长、自由舒展，它们共同反哺的，正是“中华民族”这棵参天大树整体的生机与繁荣。“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正是对这三个符号层级之间辩证关系的最佳诠释。
二、构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多次强调增强文化自信，铸就中华优秀文化新辉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到，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构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强化总括性象征符号。一个形式简单的符号，因其内涵的多义性，成为连接亿万个体最牢固的情感和认同纽带。它既保证了认同的统一性，又尊重了理解的多样性。我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由红色的底色和五颗黄色的五角星组成，红旗的红色象征着革命先烈的热血牺牲，五颗五角星象征着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大团结。国徽是由五星红旗的图案和天安门、齿轮、麦穗等元素组成，象征着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人民团结。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象征。这些文化符号代表着我国的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是我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构建和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要善于运用和讲述这些形式简洁而意蕴无穷的总括性象征符号，让它们在“简单”与“多义”的张力中，爆发出最强大的凝聚力。
第二，激活关键性象征符号。为了更好地发扬和传承祖国的传统文化，我们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来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其中包括利用一些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景点和符号，如长城、黄河、大运河、故宫、天安门等。此外，我们还可以实施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来保护和弘扬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同时借助电视、电影、网络等现代传媒方式，向更多的人宣传和介绍这些文化遗产的历史和价值，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我们的民族文化。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尊崇总括性符号的同时，必须充分激活和利用好这些关键性象征符号。它们是将共同体意识从“政治认同”深化为“文化认同”和“生活认同”的关键路径，是让“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比喻转化为真切的情感体验和行为习惯的核心所在。
第三，复兴地方性象征符号。这不仅是文化怀旧，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自觉与身份重塑运动。这些最接近生产和生活的文化符号体系，是地域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与“基因库”，它们并非静止的展品，而是动态的、流淌在日常生活血脉中的实践智慧与情感纽带。复兴传统日常生活和地方性象征符号，本质上是一场文化的“寻根”与“再生”运动。它让我们从那些源于生活、用于生活的文化细节中，重新发现中华民族的多样性与创造力，找回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绝非消除多样性，而是要实现“多样性中的统一性”。我们要做的不是用“一体”去取代“多元”，而是充分尊重、保护和发展各具特色的地域性象征符号。积极挖掘和阐释地域文化符号中与共同体总体价值相契合的部分。搭建平台，促进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欣赏、学习和交流。
结 语
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不仅仅是各民族共享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该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体系，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促进中华民族的传承和发展，推动文化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和谐发展。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体系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国家文化战略工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化路径和可视化载体。旨在系统性地梳理、提炼、创新和传播一整套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精髓、彰显中华民族精神、促进全民认同的符号系统。总结而言，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体系，是一项为中华民族“立像”“铸魂”“传神”的伟大工程，将宏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转化为亿万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共鸣和行为认同，最终为民族复兴汇聚起磅礴而持久的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