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都市圈协同引领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然而，在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的过程中，一系列矛盾也逐渐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同质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问题正迫切呼唤更协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再次强调要稳妥有序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都市圈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形态，正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以超大特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协同联动、融合发展。目前，我国已相继培育形成包括深圳、广州、杭州、南京等在内的17个国家级都市圈，标志着中国城镇化进程步入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导主体的“集团作战”式新发展阶段。

一、新型城镇化依靠都市圈协同的原因探析

产业协同是核心动力。单一城市往往陷入同质竞争与资源错配，而通过构建梯度布局、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体系，都市圈可以形成区域协同创新生态。以上海大都市圈为例，上海聚焦研发创新与总部经济，苏州深耕高端制造与产业化应用，嘉兴、湖州承接配套转化和产业延伸，形成“创新—中试—制造—应用”全链条协同体系。这种分工模式不仅提升了产业链韧性，更增强了区域整体竞争力。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关键支撑。都市圈通过推动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互通互认，显著提升区域整体民生水平。南京都市圈在全国率先实现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同时，该区域推动教师跨市交流、学校结对合作，共建职业教育联盟，使居民在周边城市就能享受到优质公共服务。这不仅缓解了中心城市的压力，更促进了人才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硬件基础。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和信息通道极大地缩短了时空距离，促进了要素流动。成都都市圈建成了“1小时通勤网”，通过市域铁路成资S3线、成眉S5线等重点项目，实现了人才、物资的高频流动。这些交通干线不仅便利了跨城通勤，更带动了沿线城镇的产业集聚和功能优化，形成了“轨道上的都市圈”，着力发挥“建一条轨道、带一片区域、融一个圈子”的协同效应。

生态环境共治是可持续保障。都市圈发展必须打破行政边界，建立跨区域生态治理体系。跨区域生态治理能够优化生态资源配置，有效减少环境污染，推动城镇绿色发展，确保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服务，从而为城镇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武汉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相继出台了生态环保共治方面的规划或征求意见稿，提出通过规划协同、生态共保联动治理，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二、推进都市圈真正实现协同发展的路径

一要创新区域协调机制。推进都市圈协同发展，需打破行政藩篱，创新体制机制。首要任务是建立强有力的区域协调机构，借鉴长三角“决策—协调—执行”的三级运作模式，设立实体化运作的都市圈协调发展办公室，统筹产业政策、土地指标、环保标准等关键要素。例如，上海大都市圈建立了全国首个跨省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统一编制实施规划，实现了实质统筹。

二要优化功能布局与产业分工。优化功能布局是避免同质竞争的关键。各城市应基于比较优势形成错位发展格局。以上海都市圈为例，上海聚焦金融贸易与科技创新，苏州深耕先进制造，南通承接产业转移，宁波发展港口经济，杭州打造数字产业。这种梯度分工使区域内产业形成互补，增强了整体竞争力。

三要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提升居民获得感的重要举措。应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探索跨区域教育联盟和养老资源共享。广佛同城化试点取得显著成效，广州与佛山两地已实现社保互认、户籍互通、医疗检查结果互认，每年惠及超百万跨城居住人群。这种“同城待遇”模式正在成都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地推广，让市民无须迁徙就能享受优质公共服务。

四要健全法治保障与政策体系。协同发展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建议制定都市圈协同发展促进条例，明确各方法律责任和义务，建立跨区域纠纷调解机制。同时，完善财政支持政策，设立都市圈协同发展专项资金，对跨区域重大项目和合作示范给予重点支持。还可探索建立跨区域土地指标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用市场化手段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结 语

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不仅意味着空间形态的重构，更是发展理念与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都市圈协同创新正为中国城镇化提供新路径——通过制度破壁、产业协同、服务共享与生态共治，实现要素高效流动与资源优化配置。未来，应持续完善法治保障和政策体系，推动更多都市圈由“规划图”变为“实景图”，最终引领城市现代化迈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