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经济报记者 周凯航
仲夏时节，扬州市宝应县西安丰镇，十里荷香，斑驳的树影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古镇老巷的石板路记录着岁月沧桑。主干道一侧的苏中革命历史纪念馆（红枫园）内一片安静祥和，时光仿佛在这里停住了脚步。纪念馆展柜里，印有“江淮银行”“华中银行”等字样的纸币、生锈的雕刻刀、磨损的印章……这些承载着岁月痕迹的老物件，一瞬间把记者拉回到了80多年前那个战火纷飞、人民英勇抗争的年代。
“这些纸币都是由当时的江淮印钞厂（后改名为华中印钞厂）生产，纸币上这两个人像的原型，一位叫杨琦，一位叫朱介生，分别代表着当时工人和农民的形象。他们都是这些纸币的雕刻师。”年届八旬的红史宣讲人——宝应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原宝应县西安丰中学校长陈以和向记者介绍，“可别小看了这些现在看起来制作工艺较为粗糙的纸币，它们在当年苏中地区抗战胜利过程中可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保卫：枪林弹雨中守护印钞火种
“江淮印钞厂的抗战故事，首先要从纸币上提到的这家江淮银行说起。这个银行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以江淮银行名义发行的货币，在苏中、盐阜这两个抗日根据地广为流通。”陈以和告诉记者，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人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为做好根据地的物资保障工作，新四军军部决定成立江淮银行，同时创办印钞厂，进而发行自己的货币——“抗币”，在市场上和法币同时流通，目的就是同日军和汪伪政权开展经济斗争。印钞厂对外以一家民营印钞厂“华光公司”的名义招收印刷工人，并从上海秘密采购了凹印机、圆盘机、切纸机、照相机等印刷器材，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协助下，与其他机器杂件混合后分批分路辗转运至根据地。1941年4月，江淮银行在盐城宣告成立。
好景不长，正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即将开始生产时，日军开始了大扫荡，工厂被迫拆卸机器，大件投入深水河浜，小件深埋土中隐藏，物资则由当地群众协助分散隐蔽埋藏。印钞厂所有人员在负责印钞厂领导工作的胡金魁带领下，转移到海边一带打游击。“在当时的形势下，印钞厂正常工作已无法开展。上级在反复研究后决定将机器转移至海上，组成船队在海上进行生产。”陈以和表示，海上生产钞票难度极大，需要克服海盗偷袭、工人晕船、淡水食物匮乏等重重难题，但相较于在陆地上遭受敌人的封锁和袭击，这在当时已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于是，只要形势相对安全，打捞人员就抓紧时机下河打捞和刨土挖出埋藏的机器，并立即装车运上海船。船上工人们则争分夺秒将机器装上圆盘机，生产凸印辅币券并加盖行名、印章。”
在海上生产的数月时间里，虽然完成的印钞任务十分有限，但我军安全保卫了印钞器材，并在艰险困苦的环境中磨炼了印钞队伍。1942年5月至6月，敌伪第一次大扫荡被成功粉碎，根据地逐渐安定，印钞厂也从海上转移到盐城阜宁羊寨镇以南的洪庙正式建厂，并正式启用“江淮印钞厂”厂名，江淮币则作为抗币的一种，成为苏中地区本位币。
“我们是劳动的工人，经济战线上坚强的战士，为了社会的幸福，为了民族的解放，这儿有我们共产党……”透过眼前这首《江淮印钞厂厂歌》曲谱，记者仿佛看到了当年印钞厂工人们一边紧张生产一边热火朝天举办文娱活动的景象。正是凭借着这种烽火年代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自1942年7月江淮印钞厂正式开工后，全厂职工投入了日夜不停的生产战斗，5个多月内共生产抗币约947.55万元，为盐阜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随后，因日伪军向淮海、盐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印钞厂又一次被迫停工、转移。直到1944年4月，胡金魁奉命带领人员在宝应县安丰区水泗乡林上庄（今为宝应县射阳湖镇林上村）建厂，印制一元面值的江淮币。
抢工：隐蔽水乡里保障抗币生产
仲夏时节的林上村，处处散发出水乡的和谐静谧，几只小木船静静地泊在芦苇丛生的河道边，村民们正在石阶旁俯身浣洗。夕阳映照下波光粼粼的水面，不时有几只小鸭子探出脑袋。一旁的一处院落里，老人们正在几间房屋里休憩娱乐。如果不是墙壁上悬挂着题为“新四军江淮印钞厂旧址”的牌匾，很难有人会把如今这个老年活动中心和那段峥嵘岁月里的印钞工厂联系到一起。事实上，81年前，正是这样一个四面环水、芦苇丛生的小村庄，为江淮印钞厂的全面复工提供了安全又隐蔽的生产环境。“当年的林上庄，周围数十里都是芦苇和荷藕水荡，河道内水草丛生，错综复杂。不但日伪军的汽艇进不去，就算木船也得熟悉地形，否则也会迷失方向。印钞厂又在周围重要水道上打下暗桩，军民配合巡逻监视，这样就保证了印钞工作的安全进行。”林上村党支部书记徐德春向记者介绍。
雕刻制版、凹版印刷、成品裁切、成品检验……眼前这组当年于林上庄拍摄的江淮印钞厂的珍贵老照片中，记者看到工人们正按照印钞生产程序在生产线上热火朝天地忙碌着。其实，将江淮印钞厂迁入宝应，与当时苏中地区的抗战形势密不可分。1939年秋，日寇侵占宝应县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宝应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执行党中央“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决定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粟裕、陈丕显、叶飞、管文蔚、姬鹏飞等人在宝应东荡地区组织指挥苏中人民抗击日寇，直至抗战胜利。1944年3月5日凌晨，在粟裕、叶飞的指挥下，车桥战役打响。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新四军取得全胜。“车桥战役的胜利将苏中、苏北、淮北、淮南四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使宝应地区成为苏中抗日根据地可靠的大后方。1944年3月16日后，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新四军一师师部暨苏中军区等20多个单位先后迁至宝应西安丰境内。”陈以和说。
时间来到1944年下半年，苏中根据地迅速发展扩大，抗战接近全面反攻阶段，形势要求印钞厂必须扩大生产规模，供应更多江淮币。由于林上庄面积实在太小，已难以适应当时的货币发行需求，于是，上级决定在距离林上庄几千米外的新舍庄重新建厂。这里靠近湖荡，可以随时下湖荡转移。“战士们用芦苇打成笆，再撒上草，和上泥土就是墙，就这样不出半个月，十几间厂房就建好了。”陈以和告诉记者，印钞量的增加意味着对印钞用纸的需求也大量增加，然而当时印制抗币的纸张都是从敌占区设法购买来的，这些纸张在运输途中又要多次通过日伪军封锁线，往往会给运输人员带来生命危险。于是，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领导决定在李沟村（时属宝应县安丰区）建设苏中造纸厂（后更名为华中造纸厂），专门生产印钞的纸张。
“开展造纸工作完全是白手起家，一无厂房设备，二无技术力量。然而，厂里同志同心协力克服困难，以麦秸秆为纸浆原料，土法上马，用牲口拉磨粉碎草料，用麻袋挤压纸浆。经过反复试验，终于生产出首批质地坚韧、耐水性好且难以被敌人伪造的老黄纸。”陈以和表示，为了顺利生产出更多钞票，先驱们充分发扬革命精神，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还有很多。“你看，这些纸币上‘江淮银行’四个字与整体图案很不协调，这是为了让票版从敌占区经过时不被扣押，先在上海做好没有银行名称的底图后再运送到根据地加刻银行名称。造纸的染料，也被混在民间染坊的染料中蒙混过关……”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华中银行成立，江淮印钞厂改名为华中印钞厂，开始印制华中币。
反击：黎明前吹响总攻号角
1945年初，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与此同时，意识到末日将临的敌人破坏行为也更加猖獗。在经济领域，日伪发行的伪币更加泛滥，物价高涨，财政支出空前膨胀，人民生活日益拮据。若不立即展开全面对敌经济斗争，根据地物价必随伪币急剧贬值而高涨，财政支出将无力维持，不但人民有破产之虞，而且整个抗战反攻的物资准备也势必受到影响。苏中区党委、行署领导人十分敏锐地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力排除伪币，逐步确定抗币的主导地位。
宣传动员亦是当年我军对敌经济斗争的重要一环。在位于射阳湖镇的《苏中报》（1943年12月创刊，1945年10月停刊）报社旧址，记者查阅到这份由粟裕担任社长的报纸，有不少期都对根据地推行抗币、排除伪币，以及打退敌人经济进攻的举措、动态和成果做了详细记载。其中既有对禁用伪币后货物贸易、货币流通政策的解释，也有对城镇居民抛出伪币换回物资等斗争成果的广泛宣传。“这份报纸不仅为我党我军输送了及时讯息和先进知识，还在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建立地方武装、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生活、打击日伪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射阳湖镇文体负责人倪锡作向记者介绍。伪币被排除后，抗币的主导地位得到确定，抗币购买力也随之提高。“过去买1只洋碗需要花费5元抗币，现在只要1元，这样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了。”
1945年8月23日，经过数小时紧张激烈的战斗，沦陷6年之久的宝应县城终于迎来解放。在这场壮烈而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这一张张抗币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粉碎日伪在经济上的掠夺和封锁、稳定苏中经济秩序、保护军民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苏中领导机关在宝应期间所开展的一系列对敌经济斗争，不仅为抗日战争全面反攻积蓄了大量的人才，也为抗战全面胜利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保障，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队伍，为苏中乃至华中地区今后的建党、建政、经济建设等各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作为红史宣讲人，明年将满80周岁的陈以和虽然早已离开教学岗位，但他依然坚持做好育人工作，并自学利用短视频平台在更大的范围内宣讲红色故事。“深入挖掘本地红色资源，不断丰富红色故事的宣讲内容和形式，把苏中大地深厚的红色基因传承给一代代的年轻人，这是我坚持了30年并将继续践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