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蚕桑业是中国古代乡村经济发展中较重要的经济产业类型，尤其是在宋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乡村经济商品化趋势加速，蚕市作为蚕桑业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日趋活跃。研究宋代四川地区蚕市的发展状况，并总结其对后世四川区域蚕桑业经济的影响，有助于推动学界对宋代蚕桑业问题的深入探讨，同时为当前区域农商业经济的优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宋代；四川；蚕市
一、宋代四川成都的蚕市
宋代成都蚕市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地点选择延续了依托寺观的传统。根据记载，每年正月至三月，成都府城及属县共在十五处地点循环举办蚕市。曾任成都知府的田况，在其描绘官民同乐的《成都遨乐诗》二十一首中，就多次提及蚕市：如正月初五州南门蚕市、正月廿三圣寿寺前蚕市、二月初八大慈寺前蚕市、三月初九大慈寺前蚕市。元代费著《岁华纪丽谱》详细追述了成都蚕市盛况，如正月初五五门蚕市、正月廿三圣寿蚕市、三月廿七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蚕市。此外，《方舆胜览》卷五十一也记载了二月望日的蚕市。可见，宋代成都从正月至三月频繁举办蚕市，正如宋人黄休复所记其在蜀地见闻：“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属县一十五处。”这些地点包括五门（玉局观前）、州南门、圣寿寺（内有蚕丛祠）、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大慈寺、宝历寺、学射山通真观、青羊宫旁青羊观、龙女祠、严真观等，均依托寺观而兴。
二、宋代四川成都以外蚕市
宋代四川地区蚕市繁荣，除成都外，眉州、金堂县、新繁县等附近州县也发展出较高水平的蚕市，尽管其规模可能不及成都中心区域。如《方舆胜览》眉州“蚕市”条记载，当地于二月十五日举办蚕市，“村人鬻器于市，因作乐纵观”。苏轼、苏辙兄弟的诗作也印证了家乡眉山蚕市的盛况。苏辙在《记岁首乡俗寄子瞻二首其二蚕市》中写道“蚕丛在时已如此，古人虽没谁敢更。”此说虽可能源于传说，却反映了眉山人对蚕市历史悠久的认同。结合宋初的繁荣景象推断，眉山地区的蚕市至迟在唐五代时期已形成。
三、蚕市流通商品与消费人群
作为川蜀桑蚕业兴盛的核心体现，宋代蚕市的首要功能是供应春季蚕事所需器具，如《成都遨乐诗》提及的荻箔、瓢轮、土釜等，涵盖荐蚕、缫丝等环节。蚕种亦是重要交易品。苏轼《和子由蚕市》生动描绘了农民争相采购各类器具的场景：“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积如连山。破瓢为轮土为釜，争买不啻金与纨。”此外，“不唯箱篚供妇女，亦有锄镐资男耕”表明农具也是主要商品。同时，蚕市也是重要的花木果蔬交易场所，如记载所称“成都鬻花木、蚕器于某所者, 号蚕市。”这与《太平寰宇记》所述巴蜀地区物产丰饶相符。更值得注意的是，蚕市还扩展至奇珍异宝的交易。《茅亭客话》卷九提到“货……花木果实草药什物，有鬻龙骨。”黄休复和田况也分别记载了遇“灵药”“奇货”“珍奇”的经历。因此，蚕市商品兼具强烈的实用性与赏玩性。前者服务于桑蚕生产，后者则包含花木果蔬乃至珍玩，可谓“齐民聚百货”，吸引了城乡各阶层广泛参与。
四、蚕市的娱乐休闲功能
除交易与祈蚕外，宋代四川蚕市还承载着重要的娱乐休闲功能。张仲殊词描绘成都蚕市“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州。”一派灯火辉煌、车马喧嚣的繁华夜游景象。张咏创设宝历寺前蚕市时，明确旨在“纵民交易，嬉游乐饮。”其娱乐效果“倍于往岁”，这显示娱乐已成为蚕市不可或缺的内容。《宋史·地理志》指出川峡地区民众“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动至连月。”虽歌舞宴饮主体多为官贵富人，但农民作为观赏者亦能从中获得消遣。结合当时四川人地矛盾加剧、农民生活艰苦单调的背景，如苏轼诗“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就可看出农人在艰辛的生活外，赶蚕市成为重要的心理调适方式。正如苏轼所言“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蚕市之乐使人暂忘辛劳。蜀人好游之风，既源于商贸繁荣，也是人地压力下的精神慰藉。
宋代四川蚕市集交易与娱乐于一体。民众举家前往，如同欢度佳节，在游乐饮食中获得精神满足，既是对既往辛劳的犒赏，也为即将到来的繁重蚕事积蓄心力。苏轼《和子由蚕市》等诗作正是这种丰富休闲生活的生动写照。
结 语
宋代四川地区蚕市的发展推动了区域蚕桑业经济的发展。蚕桑业从其产业经济类型来看，是农业，手工业，商业中的重要一环。宋代四川地区蚕市在发挥流通、消费蚕桑等农产品功能的同时，也衍生出了文化、娱乐功能，有力推动区域内商品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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