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中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问题研究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出组织化、跨区域、手段智能化的趋势，已成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财产权益的突出问题。在此类犯罪中，帮助取款行为作为诈骗资金流转的关键环节，日益成为犯罪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由于该行为往往由第三方实施，行为人与诈骗团伙之间关系复杂，主观意图难以直接认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该类行为的定性存在较大分歧。如何准确界定帮助取款行为的法律性质，不仅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更直接影响刑罚的适用与司法公正的实现。

一、电信网络诈骗中影响帮助取款行为定性的关键因素

（一）主观认知因素

取款人对诈骗行为的主观认知程度对定性影响显著。若取款人确切知晓所取款项源于电信网络诈骗，清楚了解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段、欺骗方式以及整个诈骗流程，如在一些案件中，取款人参与诈骗团伙的前期策划会议，知晓诈骗分子如何通过虚假投资理财平台诱骗被害人，在此情况下积极协助取款，其主观恶性较大，应认定为诈骗罪共犯。而当取款人仅模糊知晓款项来源非法，但不确定是电信网络诈骗所得，如仅知道是通过网络手段获取的违法资金，难以明确具体犯罪类型，此时其主观认知程度相对较低，若认定为诈骗罪共犯则可能过重，更宜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二）行为实施时间节点

取款行为发生在诈骗既遂前，往往与诈骗行为紧密交织，构成诈骗罪共犯的可能性较高。在一些诈骗案件中，诈骗分子与取款人事先约定，取款人在被害人转账后迅速取款，取款人在诈骗分子实施欺骗行为时就已准备就绪，随时配合取款，其行为对诈骗分子顺利获取资金起到关键作用，这种情况下应认定为诈骗罪共犯。因为在诈骗既遂前参与取款，取款人的行为是诈骗犯罪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诈骗分子的行为共同推动诈骗目的实现，与诈骗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若取款行为发生在诈骗既遂后，通常应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当被害人资金已成功转入诈骗分子指定账户，诈骗行为已完成，此时取款人受雇取款，其行为主要是对诈骗犯罪所得的转移、隐匿，目的在于帮助诈骗分子逃避法律追究，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如诈骗分子在诈骗成功数日后联系取款人取款，取款人此时的行为更多是对赃款的后续处置，与诈骗行为的直接关联性减弱。

二、完善电信网络诈骗中帮助取款行为定性的建议

（一）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中帮助取款行为定性的法律条文应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目前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在该行为定性上存在模糊地带，导致司法实践中理解和适用差异较大。建议最高司法机关出台专门针对帮助取款行为定性的司法解释，清晰界定诈骗罪共犯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在帮助取款行为认定上的界限。一方面，要明确“事前通谋”的具体情形，如规定双方就诈骗计划、取款流程、利益分配等进行详细商议的，认定为事前通谋，以诈骗罪共犯论处。另一方面，对于“明知”的认定标准，如取款人获取银行卡的非法渠道、异常高额报酬、与诈骗团伙频繁联络等客观行为表现，只要符合其中多项，即可认定为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而帮助取款，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二）加强证据收集与审查

在帮助取款行为案件中，证据收集和审查工作至关重要。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应注重对取款人主观认知证据的收集，如通过调查取款人与诈骗团伙的通信记录，包括短信、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分析双方沟通内容，判断取款人是否明知取款资金来源及诈骗行为性质。对于取款行为的客观证据，要全面收集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不仅要关注取款时间、金额、地点，还要追踪资金流向，查明资金是否迅速转移至诈骗分子指定账户，以及账户之间的关联关系。并收集取款现场的监控视频，分析取款人的行为举止，是否存在刻意躲避监控、伪装等异常行为。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要严格审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对于公安机关收集的电子数据，如通信记录、交易记录等，审查其提取、保存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存在篡改、伪造的可能。对证人证言，要审查证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证言内容是否存在矛盾、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三）建立案例指导制度

建立电信网络诈骗帮助取款行为案例指导制度十分必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定期筛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帮助取款行为案例，从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裁判理由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和分析，形成指导性案例并向全国发布。这些案例应涵盖不同类型的帮助取款行为，如事前通谋的帮助取款、单纯明知后的帮助取款、职业取款与偶尔取款等，为各级司法机关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提供参考范例。指导性案例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能够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司法人员在办理帮助取款行为案件时，可参照指导性案例的裁判思路和法律适用方法，结合具体案件事实进行判断，避免因个人理解差异导致的裁判偏差。通过案例指导制度，不断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提高司法人员对帮助取款行为定性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提升司法效率和质量，从而有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关联犯罪。

结 语

电信网络诈骗中帮助取款行为定性复杂，需结合主观认知与行为节点综合判断。通过统一法律标准、强化证据工作、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可提升定性准确性，统一司法尺度，精准打击此类关联犯罪，维护司法公正与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