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的理念彰显出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文化内涵的深刻把握，深入探究传统文化是如何将其精神内核融入主流思想文化，对于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与传承脉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能否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顺应时代潮流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很早便认识到各种精神上的生产方式会随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发展演变出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文化作为精神生产的过程与成果，是一种相对成熟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对一切社会物质生产生活的反映。其作为经济、政治的反映，内在地存在于相应社会形态的发展之中，并依据不同的社会形态具体地、历史地产生相应变化。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古代特定的社会土壤，本质上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不断推陈出新，必须与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才能使传统文化赓续生命、历久弥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依据当下时代所需和中国发展方向，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改造，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合共生，对其作为社会意识的部分进行重新阐释，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当代中国快速变化发展并发挥其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途。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精神支柱，其意蕴哲理几乎贯穿封建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先秦春秋时，孔子创立的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奠定了儒学发展的为学路径。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各自从其一方面推进丰富着儒学的发展，西汉董仲舒创立今文经学，后期又经过历代发展演变。儒学的“仁”可以追溯至西周统治者对殷朝人殉破坏劳动生产力的反思，孔子通过对“仁”的追捧以发扬其调节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价值。反映先秦典籍礼制的汉代儒典《大学》有云“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先秦文化反映了儒学“仁”之内核。此外，儒家更将先秦明君奉为当今仁君之典范，《论语·泰伯》中便是将上古之君尧比作如天一般的英明君主。程朱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是宋至清千年庙堂推崇和宣扬的儒家理论正义，亦承袭孔子“仁”的精神内核。
洋务运动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萌兴。以改良派康有为为例，其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托古改制”将资产阶级思想穿上封建经典“孔子”“新学”的外衣，以求资产阶级改良的理想寄生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达到“闻孔子天地之全、太平之治、大同之乐”的终极理想。资产阶级改良派失败后，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然其也未曾将传统文化弃置不顾，继续依据新的时代背景进行历史性改造。“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支持各民族平等共和；“民权主义”上承孟子“民贵君轻”乃至“民本理念”，以求“自由、平等、博爱”；“民生主义”与孔子“天下为公”“患不均”高度吻合。自清朝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百年以来，社会剧烈变革，中华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与资产阶级改革、革命思想相融相生，延绵不息地传唱着中华文明的赞歌。
共产党人依据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革命理论与内外交困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取得“一定的民族形式”来指导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提出将传统文化“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并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将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文化视作前后相连的两个部分，“要特别注意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强调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关键支撑和在现代化社会持续前行的重要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在理论上持续创新。
“第二个结合” 是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智慧密钥，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层动力。从封建儒学对传统智慧的传承，到近代资产阶级借传统文化推动变革，再到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历史反复证明：唯有扎根文化沃土、回应时代之问，思想理论才能永葆生机。新时代下，持续深化 “第二个结合”，既是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为民族复兴筑牢精神根基的战略之举。以马克思主义之 “矢” 射中国实际与传统文化之 “的”，方能在守正创新中开辟理论与实践新境界，让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