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阜地域文化的独特性
曲阜,是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故乡。1982年2月,曲阜获得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称号。1994年,孔庙、孔府和孔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曲阜地域文化具有根植于中华文明源头的独特性。
(一)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
目前,曲阜拥有各类文物点819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08处,其中以孔庙、孔府、孔林最具代表性,此外还有周公庙、颜庙、少昊陵、尼山夫子洞、鲁国古城遗址等。
1.孔庙。孔庙占地约14万平方米,殿堂阁庑466间,门坊54座,碑亭17座。孔庙内供奉的雕像、汉魏明清碑刻以及匾额、楹联等,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物。
2.孔府。作为衍圣公后代居住的府第,孔府占地约7.4公顷,有古建筑480间,分前后九进院落,中、东、西三路布局,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官宦府邸。府内保存有日常生活器物与服饰、礼器与祭器以及孔府档案与收藏品等,承载着千年宗法制度的历史记忆。
3.孔林。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占地近200万平方米,拥有坟冢10万余座,包括孔子墓、子思墓以及历代衍圣公墓,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家族墓地。
(二)传统民俗与传统技艺
作为孔子故里,曲阜传统民俗与传统技艺承载着千年文脉的独特基因。这些文化表现形式既是地域认同的活态载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践样本。
1.鲁班传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班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鲁班是春秋时期鲁国人,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众多日常生活用具和建筑工具,堪称中国工匠师祖。两千年来,他的故事在民间得到了不断演绎与流传。
2.祭孔乐舞。自1989年起,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每年举办一次,官方祭孔大典是最重要的环节,而祭孔乐舞又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活动。祭孔乐舞通过庄重的“佾礼”展演、颂唱及器乐演奏表达对先师的敬仰之情。现如今,每天早上八点在万仞宫墙门前举行的开门仪式,也融入了祭孔乐舞的简化版本展示。
3.山东梆子。山东梆子又称“高调梆子”,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其源头可追溯至山陕一带的梆子腔。如今,山东境内的梆子戏以菏泽市为中心,遍及济宁、泰安等地。
4.曲阜楷木雕刻。2008年,曲阜楷木雕刻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雕刻形式分为圆雕、浮雕、透雕、镂空雕等,整个流程包含10多个制作工序。传统楷雕选题以寿杖、如意为主,如今已发展至近百个品种,涵盖孔子像、人物、花鸟、走兽等形象。
(三)曲阜文化新地标
近年来,在国家、省、市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些具有特色的文化职能部门和旅游景点相继落地。孔子研究院于1996年成立,集学术研究、儒学普及与文化体验于一身;孔子博物馆于2018年成立,其主要职能包括文物展览、研究与保护以及宣传教育、文化交流等。尼山圣境于2018年运营,是集文化体验、研学旅游、学术会议、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省级文化旅游度假区;“灯火蓼河里”项目于2024年运营,是新近打造的文商旅综合体项目。
二、曲阜地域文化与公共文化活动实践
(一)融合地域文化,开展公共文化活动
近年来,曲阜各文化职能部门联合孔子文化促进会、鲁班文化研究会、曲阜剧团等文化相关机构,推出了一系列的公共文化活动,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其一,送戏下乡、举办戏曲擂台赛等文化惠民工程和“百姓儒学节”,为群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其二,作为推动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键举措,曲阜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自2018 年起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积极整合各方资源,精心策划并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在传统节日期间,中心还联合有关机构组织舞龙、舞狮、踩高跷等民俗表演和剪纸、捏面人等传统手工艺品制作活动,让群众亲身体验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创新景区活动形式,增强文化吸引力
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的文化需求逐渐趋于多元化和快速更新化,传统的公共文化活动形式早已让公众感到乏味。结合现代科技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成了提升曲阜地域文化元素在公共文化活动中吸引力的关键。三孔景区将MR技术应用到孔庙旅游导览中,极大地增强了游客的沉浸式体验感。孔子博物馆也积极将数字技术运用到各展厅。在大哉孔子展序厅,孔子的形象以声光影的形式呈现;在“孔子的一生”展厅,《孔子圣迹图》数字化投影动态展示与明代真迹互为补充,生动展现了孔子的生命足迹。此外,企业通过开发文创产品,实现了特色文化与现代创意的有机结合。
(三)深入基础教育领域,加强地域文化的普及与推广
儿童青少年群体对地域文化的认知提升,是促进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键环节。当前,曲阜多所学校已通过系统性措施推进地域文化教育。杏坛中学以《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为根基,凝练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校训,还开发了《论语新编》《遗产教育》等特色校本课程。与之相呼应,实验小学则编制《杏坛魂》《<论语>进课堂》等校本教材。
三、曲阜地域文化传承的困境
(一)文化资源转化与公共需求的错位
曲阜虽坐拥厚重的历史遗产,却在活化过程中面临深层矛盾。一方面,文化遗产的展示长期依赖静态陈列,数字化应用多停留于技术嫁接,未能触及儒家思想内核的创新表达;另一方面,公共文化供给存在结构性失衡——“百姓儒学节”的经典诵读、礼仪培训等活动覆盖广泛,但群众参与多为组织动员,自发性的文化实践较弱。这种错位导致两大问题:对本地居民而言,传统文化未能有效转化为日常生活方式;对外来游客而言,文化体验易流于符号化消费,难以建立深度精神连接。
(二)代际传承断层与创新乏力并存
当前实践暴露出传承主体的显著断层。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高度依赖学校教育,但校本教材的推广受限于师资专业化程度,课外实践也多以仪式观摩为主,缺乏创造性参与的渠道。同时,非遗传承面临严峻挑战:楷木雕刻、尼山砚等技艺因工序复杂、收益有限,难以吸引年轻从业者。此外,文化惠民工程中的“送戏下乡”虽覆盖面广,但内容仍以传统戏曲为主,缺乏契合时代语境的创新剧目。
(三)多元主体协作机制的系统性缺失
各类文化实践尚未形成有效合力。政府在资源整合中存在角色冲突:既要推动尼山圣境、孔子博物馆等高端文化场馆建设,又需保障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普惠性,导致资金与人力配置两头承压。经营主体介入则显现功利性倾向:企业开发的文创产品以旅游快消品为主,对非遗技艺的产业化支持不足;科技公司参与的数字项目侧重展示效果而轻视内容深耕。这种主体间协作失序,使得文化资源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公共文化生态。
四、结语:走向互构共生的曲阜文化新生态
从儒家文化视域下审视曲阜地域文化与公共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了一种深刻的共生与互构逻辑。丰富的历史遗迹与活态传承的非遗技艺等,共同构成了曲阜地域文化的核心基因库,为公共文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与独特标识。政府主导的各种公共文化活动以及景区数字化创新和校园课程融入举措,正是公共文化体系主动吸纳、转化和传播这些地域文化精髓的实践。这种双向互动,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地域文化基因通过公共平台实现活态传承,而公共文化实践则借此获得深厚的本土根基与精神内涵,形成内在的互构动力。
然而,这种互构过程面临显著的结构性张力与文化再生产层面之间的困境,厚重的文化资源尚未充分转化为契合当代公共需求的动态表达。因此,未来曲阜地域文化与公共文化的互构深化,亟须构建以儒家精神为指引、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的生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