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舟师”非洲行的贸易互动与影响

摘要：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航海计划，航线远至非洲，促进了中国与非洲多国在外交、经济和社会等多领域的发展。至今，中国与非洲国家仍保持着紧密的友好互动关系，双方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日益向好。

关键词：郑和“舟师”；非洲行；贸易互动

一、郑和“舟师”非洲之旅背景

郑和下西洋始于15世纪初（即公元1405年，明朝的永乐时期），大明王朝正是最为辉煌的时期，政治上制度开明，经济上物质丰富，在世界上处于中心地位。明成祖朱棣作为这一时期的权力掌控者，其自身的开明思想推动了这一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多领域的发展和改革。国内事务中，他兴修水利，修建著名的浚通大运河，推动漕运进一步发展，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作用重大。朱棣还组织编撰了《永乐大典》，收录了大量历史著作。明朝探矿、制瓷、造船等技术此时达顶峰。其为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劳动力足、科技发达，无须倾销商品，这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科技与物质基础。国际上，朱棣洞察形势，结合国情、历史经验调整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明朝以“亲仁善邻”为主的外交政策被写入《皇明祖训》，这就要求明朝掌权者要时刻谨记，这也是郑和下西洋最重要的政治支持依据。

明朝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环境安定都为加强对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朱棣支持郑和下西洋不仅是明朝渴望与外界进行物质、文化交流，也是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外交关系的一项活动，更是明朝传播先进技术的一次思想觉醒。郑和下西洋先后分为七次，前三次的主要任务是航行至周边的南亚诸国，并与他们建立初步的联系，以期为更远距离的航行建立中转站；后四次航海的主要任务则是航行至西亚及非洲地区，并发展深厚友谊。明朝郑和下西洋既是中华文化与先进技术“走出去”、世界文化“走进来”的重要载体，也构建了“双向奔赴”的国际交往氛围，是平等待邻、以德服邻、与诸国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活动。[1]

二、郑和“舟师”非洲之旅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不仅向世界展示了明朝先进的船舶建造技术和天文地理知识，亦推动着东西方文化的流通，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明。在医学领域，中医妇产医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郑和使团中有一群古代妇产科医生（即“稳婆”“接生婆”），她们跟随使团出访，每到一处就将明朝接生的方式传授给当地妇女，推动了中医妇产科医学走向世界。为丰富我国中药材种类，郑和使团在返航时都会大量收集当地的珍贵药材，并在南京狮子山等地种植和培育。在农业领域，郑和使团还将明朝农民凿井、捕鱼、农作物栽培等生存技能传播到当地，丰富了当地人的生存方式，为非洲国家农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在科技创新方面，郑和使团还将明朝建筑、绘画等精妙技艺、政治制度和宗教礼仪带到了南亚及非洲诸国。郑和使团在传播中华文明的同时，也加深了明朝与世界各国的友谊，更向世界各国表明了明朝和平交往的态度。

正是郑和下西洋对经贸往来的大力推动，促使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繁盛。明朝与亚非国家贸易规模空前，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发展奠定了经济和物质基础。在通商过程中，郑和使团不以大国之威欺压弱小国家，公平交易的方式在各国民间都取得了良好的信誉，带动了双边经济发展。[2]与此同时，郑和下西洋对周边倭寇及蒙元反明势力有一定的牵制作用。海上倭寇一直是影响明朝东南沿海安定的主要原因。而郑和“舟师”以军事编制组成，沿途打击海盗，对海上倭寇起到震慑作用，促进了海上民间商贸的有序发展。另外，民间的海上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后，早期南洋移民出现。郑和下西洋的路线也为民间商贸往来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吸引了大批中国移民到南洋定居，他们构成了中国最早的华侨群体，成为最早连接中国人民和外国民众的友谊纽带。

结 语

郑和下西洋比西方探险家克里斯多福·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早了八十多年，比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航行早了九十二年。郑和下西洋代表着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蓬勃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摒弃“厚往薄来”的朝贡传统，郑和下西洋不仅向世界展示了明朝的物质实力，更向世界宣扬了明朝友好的外交态度。郑和下西洋做到了瓷器、丝绸等“畅销品”外销，药品、香料、象牙和犀牛角等稀缺品内购的双赢，促进了海外贸易更深层次的交流。总的来说，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的先河，弘扬郑和精神，有助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更好地发展和建设，亦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匪浅。

参考文献：

[1] 李新烽、郑一钧《郑和下西洋三战的性质是自卫》，《历史评论》2021年第2期，第36页。

[2] 陈宁、刘雨婷《郑和下西洋与明初瓷器海外贸易》，《海洋史研究》2024年第1期，第175—185页。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5J019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