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扬州曾经有过一座飞机场，位于今扬州城西翠岗中学一带，原先是清代扬州驻军演武练兵的大教场。1935年，为应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危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报经国民政府批准，选定在距上海仅400多公里的扬州修建一座军用机场，作为上海战事一旦爆发后的空中支援。1936年夏，军用飞机场在扬州西郊原大教场一带破土动工。
舍弃家园建机场
一份珍藏于扬州市城建档案馆的历史档案，记载了当年的这段历史。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江苏省政府、陆军25师司令部、江都县政府等关于修理江都飞机场跑道的训令、呈文等”（民国时期扬州归属江都县），发黄的卷宗印证了传说中的民国扬州军用飞机场。该档案显示：扬州机场占地1360亩，土建工程计动用附近县、乡民夫千余人，拆迁13个村庄的民房数千间，征用土地近千亩。
经过一年的突击施工，1937年夏初，机场仓促竣工交付使用。正常情况下，机场可停放各种类型飞机30架左右，战事紧张时最多曾停放过各种类型军用飞机50余架。
当时，机场上只停飞机，飞行员都住在六七华里外的扬州城内绿杨、中西、大陆等豪华旅社，由机场拉过来一根电话线，进行通话。交通工具是黄包车，黄包车夫都是江都县政府从全城黄包车夫中挑选出来的，个个年轻力壮，拉车如飞。没有警报的时候，黄包车全部一字形停在绿杨旅社两旁。车夫伙食，县政府安排由绿杨旅社西首的桃花宫供应。一有警报，飞行员们便对号坐上黄包车直奔飞机场。
战机直击东洋寇
1937年8月5日，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调驻扬州，该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均装备美制霍克-3型战斗机。机场内战斗机和轰炸机不分昼夜起降频繁，执行作战任务，最多一天达到33架次之多。
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后，扬州西郊机场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从该机场起飞的中国军机，频频轰炸和扫射位于上海市区的日军据点和在黄浦江上游弋的日军舰只，给予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支援了淞沪会战。扬州西郊机场也因此成了日军的眼中钉，遭到空袭次数累计达到144次。最多一次前来空袭的日军机竟达18架之多，机群如乌云一般，黑压压地遮住了太阳。
面对强敌，中国空军奋起应战，击落敌机多架，博得扬州军民万众欢腾。扬州商界和百姓们箪食壶浆，前往机场慰劳“飞将军”。当时，全国各地报纸多次报道扬州激烈空战情况及打下敌机的喜讯，极大振奋了军民信心。
8月21日凌晨3时45分和4时30分，扬州机场先后两次接到南京航空指挥部发来的日机空袭警报。飞行员们坐上早已等候的三轮车，从城里赶往飞机场。5时15分，5架敌轰炸机便飞临了扬州机场上空。霎时间，机场上飞机起飞的轰鸣声、机枪射击声、爆炸声响成了一片，地面上被击中的飞机燃起了熊熊大火……
机场上三颗红色信号弹呼啸着飞上天空。大队长丁纪徐率领6架霍克-3型战斗机，不顾机场刚被袭击、浓烟烈火、视线不清的危险强行起飞迎战。经过一场激烈的空战，来袭的敌5架轰炸机被击落3架，一架坠落东台境内的时堰镇，一架坠毁于南京的龙潭附近，还有一架坠落在江都县宜陵镇东北的瓦罐荡。坠落在江都的敌轰炸机，由于机身笨重，从高空一头栽下来，撞击地面，陷进稻田里一丈多深。机上携带的一枚炸弹，也随着机身一同陷落，幸而没有爆炸，当地百姓便把这颗炸弹喊作“铁葫芦”。轰炸机上的好几个鬼子，随着飞机的坠毁都摔死了。飞机里有一名日本军官自杀，一尊“保佑”他平安的神像还背在身上。事后，当地百姓们将这几具日寇尸体集中起来埋葬。从此，那一片田地就被当地人称为“鬼子坟”。
在这次空战中，扬州机场的飞机被毁2架，伤1架；机场卫兵2人受伤，飞行员滕茂松不幸殉国。
10年后，扬州《苏北日报》增刊第一号上刊登了一篇佚名文章《滕烈士殉职之前前后后》，记述了这场“八二一空战”的有关情况：
……十年前——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因为“八一三”沪战（淞沪会战）发生以后，扬州飞机场驻有空军一大队，（大）队长丁纪徐，场长蔡晋元，每天飞沪助战，敌机也就每天来扬袭击，不时发生警报，听到飞机声和炸弹声，全城民众都在紧张恐惧的情绪之中。这天，清（凌）晨四时许，警报大鸣，并未看到敌机，大家以为无事；那（哪）知一刹那间，听到投炸弹声，发现敌机五架，两架向西，三架向东，我机一架，追逐东去敌机，击落两架，机师便是赫赫有名的空军勇士董铭德。
这一役，敌机投重磅炸弹四枚，我机毁两架伤一架，敌机被击落三架，一落东台境内，一落龙潭附近，一落本县六区共进（今宜陵镇附近），机身全毁，机外有尸三具，机内二具，已烧焦不堪辨识。我队员滕茂松，肺部中弹片，重伤，出血过多，至县立医院，不治身亡。另有机场守兵二人，受轻伤。
……
江南新四军搭线
1937年12月扬州沦陷前夕，中国军队对扬州西郊机场进行了爆炸破坏。12月14日，日军第11师团少将旅团长天谷直次郎率部渡过长江，进犯扬州，古城沦陷。日寇修复了被破坏的机场，从这里起飞的军机疯狂轰炸抗日军民和周边乡镇。《扬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记载，从1937年冬到1939年10月两年时间里，日寇飞机数十次轰炸扬州城乡和无辜百姓。日军炸开运河东大堤，导致宝应、高邮、江都大片地区成为泽国，百姓死亡无数。
日寇的暴行，并没有吓倒扬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英勇抗击侵略者。1938年2月6日深夜，由陈文领导的抗日义勇团从公道镇出发，奇袭西郊机场，炸毁日机4架，击毙日军7人，缴获枪支10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打响了扬州人民武装反抗侵略者的战争。
1945年6月4日和7月4日，新四军甘泉支队先后两次夜袭西郊机场，消灭伪军1个连，打死、烧死伪军30多人，烧毁敌机一架，缴获轻机枪、掷弹筒和步枪等大批军火物资。
1945年6月，汪伪政府将常州的航空学校迁到扬州西郊，更名为扬州航空教导总队，其人员不满百人，只有20多架教练飞机。此时，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军队一连串大规模的攻势，使日伪军受到沉重打击，节节败退。日本战败已不可避免，汪伪政府人员也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动荡，惶惶不可终日，都在暗中思考着出路，这里面就包括汪伪空军中的两位重要人物——周致和与何健生。周致和担任汪伪政府专机班中校飞行官，何健生时任汪伪航空署上校参赞，他们都毕业于国民党空军航校，都曾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并参加对日作战，后分别因飞机被击落和出现故障迫降，被日军俘获，被迫来到汪伪航校担任飞行教官。
少尉飞行员黄哲夫是周致和的学生。当时，黄哲夫因故与汪伪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彭鹏吵架，被关禁闭、停飞、禁飞，后又以危险思想、通共罪被开除军籍。为此，黄哲夫找到周致和商量出路。两人最终达成一致：到延安去！投奔共产党！两人作了分工，黄哲夫去寻找共产党，周致和则继续待在空军航校暗地联络志同道合者。
为寻找共产党，他们颇费了一番周折。他们不知道，出了扬州城西门，到达西北郊的杨家庙（今邗江区杨庙镇）一带，就有新四军甘泉支队在活动。在寻找共产党队伍方面，他们可算是绕了一个大圈，舍近求远。1945年6月，周致和得知安徽宣城孙家埠一带有新四军游击队活动，便安排黄哲夫和秦传家两人去寻找。在当地游击队帮助下，黄哲夫辗转见到了当时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等人，经过粟裕汇报，中央回电：“待机而动，配合反攻。”粟裕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并表示那边有机场可以降落。随后，粟裕还安排了南京和扬州的地下联络人员与之接洽，并告知了返回扬州后与新四军甘泉支队联系的方法。
黄哲夫激动万分，先是回到南京向周致和（此时周致和已由常州航空学校调到南京专机班担任中校驾驶员）通报了情况，然后回到扬州并立即化装来到城北15里地外的杨家庙，按约定到镇上的一家茶馆，对老板娘说出暗号。黄哲夫随即被带去见到了中共甘泉县委书记兼甘泉支队政委程明。程明热情接待了黄哲夫，双方经过交谈，商定飞机起义后由甘泉支队负责护送起义人员及家属，从陆路去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等具体事宜。
秘密商定起义事
与此同时，时任汪伪航空署上校参赞的何健生，利用工作之便，争取到汪伪空军少将、教导总队总队长、机场主任白景丰。7月底的一天，黄哲夫在南京珠江路的珠江旅社二楼租了一个大套间。周致和、白景丰、吉士志等人都来了。黄哲夫先将粟司令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复电都作了传达，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了飞往延安的计划和航线，并议定了起义地点在扬州机场，南京机场作为备选。这主要是考虑到扬州机场管理控制松弛，不易被发觉，而白景丰又是机场的“一号”负责人，可以作为内应。
在整个起义计划中，周致和负责将飞机搞到手，并担任正驾驶；黄哲夫充当副驾驶、领航，并负责保持同共产党的联系。
当时，汪伪政府有一个“国府专机班”，由3架日本赠送的立川“99”式双发单翼运输机组成：“建国号”“淮海号”“和平号”。这种机型航程远达1000多公里，但由于飞机平时都停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且在日本人控制下，所以要想把飞机开出来，还需要懂日语的人去交涉。周致和又推荐了会日语的少尉飞行员赵乃强。
8月中旬左右，周致和送叶蓬回武汉就任第七路军总司令所乘坐的飞机就是专机之一的“建国号”。周致和和赵乃强把叶蓬送到武汉后，没有飞回南京，而是直接飞到扬州，并让黄哲夫立即赶到杨家庙找到程明，通过电台给新四军军部发电并请转延安：“日内有机来延安，万勿误为敌机。”
要从扬州飞走，飞机必须在扬州加油、保养。而此时机场负责人白景丰正巧在南京开会，周致和就找到少尉飞行员管序东（“820起义”人员中唯一的扬州人），请他帮忙换点黄金。随后，周致和又偷偷找到伪空军副总队长彭鹏，说要到上海做黄金生意需用飞机。当时汪伪飞行员很多人都在暗地里做生意，周致和等人就以倒腾黄金为借口，许诺赚到钱也给彭鹏一份，并拿出二两黄金送给了彭鹏，彭鹏顿时笑逐颜开，飞机在扬州机场的加油、保养也就不成问题了。
8月19日晚，周致和、何健生、赵乃强等人在扬州绿杨旅社碰头，最后敲定起义的计划细节……
雄鹰从扬州起飞
1945年8月20日上午，汪伪空军像往常一样，正在举行例行的周一“总理纪念周”仪式。而此刻，扬州机场上，汪伪政府的专机“建国号”，正马达轰鸣，急切地昂首欲飞。
周致和、管序东、赵乃强相继来到飞机旁。周致和对机场地勤人员说：“到上海去，一两天就回来。”他担心延安机场没有地勤和飞机技师，飞机飞到延安后得不到保养，还特地从机场带上了两名机械师黄文星和沈时槐。
按照计划，黄哲夫20日一大早便来到机场，悄悄潜伏在起飞线跑道边。当飞机滑行至起飞线减速掉头对准风向准备加速起飞时，黄哲夫一跃而出，迎着飞机跑去，机上的人迅速打开舱门，把他拉上飞机。
从扬州飞往延安，是一条陌生又充满危险的特殊航程。这条航线穿过好几个省区，有好几处日军和国民党的机场空域，若被发现便会遭到拦截。所幸当时天空多云，有了天然的空中保护伞，飞机平安飞行没有被发现。
虽然事先做好了航行计划，但他们不知道空中的风速、风向，只能靠磁罗盘保持航向。飞机临近黄河时，云开雾散，大地一片清晰。直到这时，他们才发现已经偏离了原航线，赶紧修正，改为按地标为主飞行。这时，飞机已经飞行4个多小时了，还没有找到延安的地标建筑——宝塔山。
随着油料的逐渐减少，人们心情开始变得沉重起来。“建国号”像一只孤雁，在天空中苦苦寻找着它追寻的目标……突然间，机翼下闪现出鳞光般的河水。查看航图，那便是洛河，顿时大家激动起来，调整航线让飞机沿着洛河直飞，很快就到了洛川。再往北飞，终于远远地看见了矗立在山上的延安宝塔，像是在向他们招手。大家顿时笑逐颜开，大声喊起来：“到延安了！”当飞机在延安土黄色的机场跑道降落时，已经整整飞行了6个小时，油料快用完了。飞机平稳着陆后，大家终于松了口气。这时已是8月20日下午2时许。
当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将有飞机飞来延安的电文发到八路军总部，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文时，已经是1945年8月20日凌晨，得知汪伪飞机即将起义，毛泽东非常高兴，立即手书电文给中共中央华中局，安排着陆机场。电文写道：
“华中局：（一）飞机一架从扬州起飞今午飞抵延安；（二）延安机场可容二十架飞机。此外，太行之辽县城西及五台之灵邱城东二十公里各有一可用之机场。”
电文明确指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降落机场。毛泽东的电文刚发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亲笔拟了一封电文给晋察冀分局太行军区：“晋察冀分局太行军区（一）伪军飞机一架，反正后飞抵我延安；（二）华中尚有伪机十余架，接洽飞至我区，有可能飞落辽县或灵邱，望立即分别通知机场准备。在飞机到时铺上白布十字的航路符号。”这两份电报都安排了起义飞机的降落事宜，连机场与天上飞机联络的细节都考虑到了，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对“建国号”飞机起义的高度重视。
周致和、黄哲夫、赵乃强等人飞抵延安后，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闻讯非常高兴，说：“这架飞机是在8月20日飞到延安的，就叫‘820起义’吧！”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请大家吃饭，在座的还有叶剑英参谋长等首长。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和延安人民，热烈欢迎他们起义到来！叶剑英参谋长说：“总部经过研究，这架飞机的编号就叫‘820号’。”朱总司令还说：“我们也要搞空军，但是人才太少了，你们来得正好。”这些话让大伙特别受鼓舞。
当时，考虑到参与这次起义还有几十人携带家小，要从陆路奔赴解放区，消息公开后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利，所以这件事就没有公开报道。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起义的6名机组人员都改了名字：周致和改名蔡云翔、黄哲夫改名于飞、赵乃强改名张华、管序东改名顾青、黄文星改名田杰、沈时槐改名陈鸣球。
陆路抵达黄花塘
起义飞机离开扬州飞上蓝天的同时，参加起义其他人员的撤离工作也迅速展开。
根据安排，早在8月19日上午，为熟悉行走路线，何健生专程赴杨家庙，由已经在这里的黄哲夫引见，向程明政委汇报了起义最新进展情况，并落实陆路起义具体事宜。当晚，何健生暗中组织起义人员家眷收拾行装，随时准备出发。20日中午，吉士志带着家小从常州来到扬州城，入住绿扬旅社。
程明和黄哲夫接到新四军东南情报站转来的延安电报时，已经是8月20日凌晨2点多钟。此时，距起义时间已不足6个小时。8月20日黄昏，程明政委派人通知何健生：“起义飞机已经在延安着陆，其他人员何时动身来解放区？”何健生请来人转告程明：“飞机起义后，进入扬州城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开始抓人。我们一行17人将于后天（22日）早晨由西门出城赴杨家庙，望沿途接应。”
21日全天，何健生等人做好了一切准备，闭门不出。22日晨8时许，何健生夫妻及一双儿女、吉士志夫妇及孩子、陈静山夫妇及孩子，分头从扬州西门出城。夫人和孩子们坐着租来的几辆独轮车在前面走，后面跟着肩挑的雇工。乡间小道上，车马行人不绝于途，一行人前行，倒也不引人注意。
何健生和吉士志两人，则穿着汪伪空军军官制服出城，城门岗哨看到是长官连忙敬礼放行。他们腰间别着手枪，神情自如，有说有笑，仿佛出城郊游一般，远远地跟在那几辆独轮车的后面，进行暗中保护。
出城后不久，何健生他们就遇到了新四军甘泉支队派来接应的侦察员，如同见到了亲人一般，别提有多高兴了。众人又走了六七里高低起伏的山坡路，来到了一个村口，看到有民兵站岗，得知这里是双墩村。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杨家庙，只见街上有许多穿灰军装的新四军战士——终于到家了！
起义人员平安抵达新四军军部后，受到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和副军长张云逸等首长们的热烈欢迎。当年这些重要新闻，均在新四军主办的《淮南日报》上进行了报道。
此时的白景丰，发现自己上了国民党军统的“黑名单”。久历戎行的他佯装无事，在南京租了一套房子，向上司申请回扬州接家属获准。等白景丰连夜赶回扬州时，第一批起义人员已经出发两天了。于是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偕夫人亲属和两个副官于8月24日出城来到杨家庙，随后在游击队护送下赶到了黄花塘军部。到达新四军军部后，当白景丰得知驾机飞往延安的6个人已经分别改名后，便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白起，吉士志则改叫吉翔。
接下来的日子里，起义人员们又随着新四军军部先后迁到淮阴和山东临沂。
历史会铭记他们
抗战胜利后，为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党中央从各根据地先后派出2万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开往东北，建立根据地。
从1945年9月起，“820号”6名机组成员分为两批，在中央军委航空组领导的带领下，从延安赶赴东北，参与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筹建，搜集日军遗留下来的飞机和航空器材。几乎同时，从陆路起义的白起、何健生一行人，从山东临沂出发，从烟台乘船渡海，也进入东北参加航校建设。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成立。到1949年12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东北老航校共培养出126名飞行员、24名领航员和410名航空工程、通信、气象等各类航空技术人才，造就了一大批懂得航空技术业务的军事、政治、后勤、技术管理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像张积慧、李汉、刘玉堤等都成为人民空军的骨干力量，在抗美援朝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中，立下了显赫战功，成为驰名中外的战斗英雄。“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老航校精神”，也成为解放军的宝贵精神财富。
“820起义”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军队这所革命大熔炉里，不断成长进步，绝大多数同志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成为人民空军的高级干部。历史不会忘记“820起义”人员的功绩，他们飞向光明和真理，为新中国空军的创建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光辉业绩将永远被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