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大学 李元源
当前，我国超大城市治理正加速拥抱数字化转型，智慧交通、应急预警、政务服务等领域成效显著。然而，“数据孤岛”林立阻碍协同，“安全困境”隐忧挑战信任，这成为制约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瓶颈。破解双重挑战，亟需明晰政府责任新坐标，构建适配数字时代的治理新范式。
一、双重挑战：数据壁垒与安全风险交织
“数据孤岛”困局表现为政府部门间技术标准不一、权责壁垒森严、安全顾虑重重，形成“蜂窝状”信息割裂，更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公众服务体验打折。应急管理体系中的基础设施布局不科学、跨部门协同不足。同时，城市空间结构失衡与人口过度集中加剧了数据整合难度，城市规划中多中心协同机制的缺位间接反映了数据共享与治理协同的挑战。其症结在于：制度设计滞后于技术迭代，数据共享缺乏强制规范与激励机制，部门利益藩篱难破。
“安全困境”危机则源于海量数据聚合伴生的新型风险：隐私泄露成本骤降，敏感信息一旦泄露或被滥用，成本极低而危害巨大、系统故障可能引发公共服务瘫痪、算法歧视加剧社会不公。更严峻的是，超大城市作为“高风险场域”，其人口高流动性、资源高集聚性特点，使得单一风险可能引发链式反应。深层矛盾在于：事前风险分级标准缺失，事中动态防御体系薄弱，事后责任追溯机制模糊。
总的来说，其深层矛盾在于：技术逻辑常凌驾于治理逻辑，制度构建滞后于技术迭代。具体表现为事前标准缺失、制度韧性不足，事中协同响应迟缓、动态防御缺位，事后归责模糊、修复机制滞后。
二、政府责任：破局的核心力量
超大城市治理具有公共性、复杂性和高风险性，政府作为核心治理主体，在数字化转型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关键责任。政府作为治理核心主体，传统“传送带理论”和“静态清单式”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需求。政府亟需从单向管理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协调中枢、风险预判者和监督问责者，构建动态适配的责任体系，以“技术赋能—制度重构—责任适配”为主线，构建全链条责任体系。
三、责任重构：构建“三维一体”的动态框架
（一）事前筑牢根基：筑牢规则与预警根基
破孤岛：政府需在数字化转型初期承担“规则制定者”责任，通过统一数据标准与接口规范，破解技术异构导致的“蜂窝状”数据孤岛，政府需通过立法明确数据共享的强制性边界，并建立“数据共享效能评估”机制。
防风险：针对安全困境，政府需在事前承担“风险预判者”责任，通过全域感知网络与智能算法构建动态预警体系。
（二）事中强化协同：敏捷治理与应急联动
促流通：在治理过程中，政府需承担“协调中枢”责任，依托技术工具实现跨域数据的动态聚合与智能分拨，并需不断深化“数据沙盒”机制，允许政府部门在安全可控环境下调用敏感数据，同时通过隐私计算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平衡效率与安全需求。
快响应：面对突发性数据安全事件，政府需履行“应急指挥者”责任，构建“分级响应—协同处置”机制。理论框架需明确不同风险等级下的责任主体与响应流程。
（三）事后完善闭环：归责修补与长效优化、闭环问责与长效优化
明责任：强化“监督问责者”角色。通过法律厘清数据泄露事件中政府、企业、个人的责任边界，建立溯源追责机制。
促优化：政府需通过事后评估推动责任配置的动态调适，进一步设计“责任适配度模型”，分析不同场景下政府责任的执行偏差，并通过“制度—技术”双维迭代实现治理能力的持续升级。
四、重庆实践：责任落地的三重启示
重庆通过对“数字重庆1361”体系的探索，聚焦设施运行、社会治理应急动员，以“大综合一体化”为突破口，构建全域数字化治理框架，整合三级治理中心，为责任框架提供实证支撑：
1.顶层机制破壁垒：数字治理非政府“独角戏”，需构建开放包容的生态。构建“市—区—街道”三级治理中心，打通跨部门业务流，变“碎片治理”为“全域协同”,有序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市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与服务供给，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同时筑牢安全底线与伦理护栏。
2.技术创新守安全：安全是发展的生命线，在超大城市治理中，技术创新正成为守护这条生命线的核心力量。通过智能感知网络全域覆盖，城市风险得以“看得见”；依托大数据建模与实时计算，隐患实现“判得准”；借助跨部门协同指挥平台，应急处置做到“联得快”。
3.韧性治理惠民生：“双网格”模式深度融合线上智能感知与线下敏捷响应，线上数据平台如同“城市神经中枢”，实时汇聚、分析多源信息，敏锐捕捉异常征兆，自动生成预警信号；线下网格员则化身“城市末梢触角”，依据预警指令精准定位、快速核实情况、协调资源力量、反馈处理结果，构建起“天上看、地上查、联动处”的风险防控新格局。
五、迈向智慧善治
超大城市数字化转型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而明晰且动态适配的政府责任是成功的关键。超大城市数字化转型非单纯技术革新，更是治理范式的深度重构。政府需以责任类型化为抓手，通过构建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责任类型化框架，强化规则制定、协同治理、风险防控和长效保障责任，方能有效破除“数据孤岛”，筑牢“安全防线”，实现技术与治理的深度融合。唯此，方能回应人民对宜居、韧性、智慧之城的新期待，为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提供关键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