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塑造“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治理框架推动人工智能有序发展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立足于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进程，人工智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依托互联网时代海量数据的积累和计算机算力提升，以深度学习技术为基础实现飞速发展，成为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引擎。同时，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风险隐患也对其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人工智能治理的新形势新问题，需推动形成“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治理框架，规范人工智能的现实应用，以实现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

一、人工智能是建成科技强国的重要动能

在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进程中，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的驱动作用，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路径。

我国发展人工智能具有诸多优势条件。新型举国体制体现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有效结合、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以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差异化功能定位，为人工智能研发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生态与科研环境；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技术突破夯实算力与数据基础；广阔的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大规模广泛应用的方向发展。在多方面保障下，我国人工智能从技术研发到实际应用成果丰硕，推动经济社会众多领域的智能化升级。

“人工智能＋”赋能效应持续增强。目前，我国人工智能与生产生活深度融合，在众多领域实现突破提升。智能制造方面，智能制造相关产业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数字产业蓬勃发展，今年4月，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智慧医疗方面，“互联网＋医疗健康”模式不断提升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人机交互场景中，“AI复活已故亲人”“数字人主播”等新兴事物的不断涌现，给予人们一定的精神支持，但人工智能在释放科技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科技治理新命题。

二、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人工智能类人功能不断增强，威胁着人的主体性地位，加剧了人机关系的紧张程度，其主要表现在“机器换人”所造成的劳动替代风险、“机器是人”引起的自我认同危机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类生存性问题。

人工智能应用造成“机器换人”的就业替代效应凸显。人工智能应用不仅加剧低技能劳动力的技术性失业风险，其生成式技术发展也在不断冲击着中高端收入群体的就业环境，深刻影响着劳动力需求和社会就业结构。例如，具有从图像生成到视频生成全流程能力的创意AI在提升内容生成效率、降低专业创作成本的同时也使相关行业创作者受到影响；以语言处理为核心的翻译行业、依靠数据分析的金融财会行业从业者也面临不同程度的替代风险。劳动替代效应强化了人们对自身劳动能力的担忧，人们在劳动中获得的成就感日益减少，从而造成对自身主体价值的焦虑。

人工智能应用引起“机器是人”的自我认同危机。人们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日益形成对其的情感依赖。人工智能通过极具共情能力的话语给予人们的情感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心理压力。但当人们过度沉浸于这种情感支持时，就倾向于将人与人的现实交往转变为人与人工智能的虚拟交往，从这种虚拟交往中获得的原本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生活的情绪价值，反而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的工具。进一步来说，人们将这种情感依赖转化为对人工智能的盲目信任，从而加大了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具有的技术幻觉风险。在这一过程中，现实交往被虚拟交往淹没，人被技术幻觉形成的虚假信息蒙蔽，机器更像是人，而人却越来越无法成为人，人们的自我认同感愈加缺失。

人工智能应用的内外双重威胁带来人类生存性问题的争议。科学技术的终极旨归是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当前人工智能应用却在某些方面呈现出挤压人发展空间的趋势，其失控或滥用所造成的大规模破坏甚至可能会威胁人类的生存。尽管人工智能是否构成人类生存性风险尚有争议，但在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普及、影响力成倍增长的当下，我们必须对其现实问题与潜在风险予以规制，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三、构建“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创新智能时代教育方式，提升不同群体人工智能素养。“全学段教育”注重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贯穿于各个学习阶段以实现高效且有针对性的人才培育。目前，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的《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2025年版）》构建了分层递进、螺旋上升的教育体系，旨在培育具有人工智能素养的未来人才。“全社会通识教育”则是面向不同年龄、职业与教育背景的人群，以普及人工智能知识、增进人工智能素养为目标，推动降低劳动替代风险。例如，佛山市总工会举办的DeepSeek智能实战应用系列公益培训班，有效帮助职工掌握前沿技能，助推职工职业生涯的跨越式发展。

重视智能时代心理健康，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作为群体层面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当前受人工智能应用的影响呈现“躺平”“摆烂”等消极倾向，其本质是自我认同感缺失下人们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因此，首先要培育能够凸显人类独特价值的智能新文化以化解主体焦虑。通过强化个体对专属于人类的创造力与感知力的认知以引导其主动发展自身能力，从而使人们停止于陷入人工智能替代效应带来的焦虑之中，将注意力转移到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上。具体来说，在教育层面，在各级学校可增设 “人机协同”“创造力开发” 等课程，开展编程思维与艺术创作结合、人工智能辅助科研等项目式学习；在面向社会大众，开设线上线下通识讲座，剖析人类在审美、共情、伦理判断等领域的不可替代性。宣传方面，通过短视频、纪录片等形式，讲述人类借助人工智能突破创作、科研瓶颈的案例，塑造 “人机互补” 的社会认知。在实践环节，鼓励企业设立 “人机协作创新实验室”，组织创意设计、公益服务等活动，让公众在与人工智能的协作中，切身感受自身独特价值，弱化被替代的焦虑。其次，以体系化的政策法规推动社交重心向现实世界回归，以真实稳定的社交关系满足自身情感需求。具体到人工智能领域，需加强人机交互规制，尤其要注重高频接触智能设备的未成年群体心理干预与引导。具体来说，在政策上，可制定智能设备使用与社交规范条例，限制社交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时长，明确企业对用户心理健康的保障责任；建立未成年人使用智能设备分级制度，针对不同年龄段设置内容访问权限。技术管控方面，开发防沉迷监测系统，对未成年人使用智能设备进行实时提醒与强制休息；要求社交平台增加 “线下活动推荐” 功能，推送社区聚会、兴趣小组等真实社交活动，联合社区开展亲子互动、邻里交流等活动，营造良好的现实社交氛围，缓解对虚拟社交的依赖。

建立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规范，重塑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建立是缓解人机紧张关系的基础。首先，要明确的是人机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在于人而非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价值选择的能力，其是否具有人文关怀完全取决于人类的选择。例如，以“利用AI赚钱”为噱头的培训课程在吸引流量贩卖其他商品的同时，也传播了技术焦虑。这一行为根源并非在于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而是由于人们在自身利益与道德表现之间选择了前者。因此，规范人工智能应用需以改善人类社会为前提，重视人性层面的价值选择，进而明确人是人工智能的尺度。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建立必须将人的生命安全置于首位，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同时注重公平与隐私保护。在此基础上，倡导构建人机互补共生的新型人机关系。如果我们始终以“AI VS 人类”去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那每一次的技术革新都将被视为激化人机矛盾的因素，而只有以“AI×人类”的视角去发展人工智能，才能使其发挥建设科技强国的驱动作用，才能在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进程中释放出推动人类解放的力量。